从“建桩”到“治理”:能源治理现代化的浙江路径
能源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推进“双碳”战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课题,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正是观察这一进程的生动切口。过去讲“建桩”,是找地、拉电、装桩,属于配套工程;现在讲“治理”,要求设施进入空间、融入系统、惠及城乡,成为能源、交通、城乡交汇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浙江大有集团以“统建统服”破解民生难题、以“光储充”和车网互动探索能源协同、以全域网络连接城乡和双碳数据,正是从“建桩”走向“治理”的生动样本。
以系统治理重塑供给逻辑,推动充电设施从“补位式配套”走向“嵌入式基建”。新型基础设施的落地效能,往往不取决于单点技术的先进性,而取决于能否嵌入到现有的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中。早期充电设施建设“见缝插针”,形成了核心区过剩、县城薄弱、农村缺位的错配。表面上看是布局问题,实际上是社区、物业、业委会、电力多方主体权责交织下,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结构性矛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维,把前期调研、业主协商、后期运维等一次性纳入社区治理单元,使充电设施从“事后补位”转为“事前嵌入”,这是破解这一矛盾的有效路径。浙江大有集团推行的“统建统服”,为全国老旧小区充电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有效缓解了居民“充电难”的民生痛点。同样,高质量充电网络也不是按行政区划比拼桩数,而应按照出行流、负荷流、产业流科学布局,即城市核心区解决公平接入,城际通道解决高峰补能,乡村节点服务旅游、民宿、农产品流通等衍生需求,构建梯度化的城乡一体服务圈。建好桩只是第一步,让充电设施真正融入城乡规划、融入社会治理,公共设施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以融合创新重构能源关系,推动充电网络从“交通末端配套”走向“源网荷储互动节点”。交通与能源的融合,不是设施的物理叠加,而是能源流、信息流、交通流在节点上的深度耦合。当前的充电站已经不再是建在路边、服务过路车的末端配套,而是能源系统的前端节点,是分布式能源、储能与柔性负荷聚合的交汇点。浙江大有集团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采用“光储充一体化”模式,构建“光伏+储能+充电”的能源微网,把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为“绿色能源微网节点”,通过源网荷储协同实现了绿电就地消纳、价值就地转化。同时,依托数字化运营与智慧调度,实现充电负荷精准错开居民用电高峰;通过车网互动实现双向充放电,新能源汽车从“随机负荷”转为“可调资源”,从“用电终端”变为“移动储能体”。这种海量分布式终端的聚合,正在改变“源随荷动”的传统模式,逐步走向“源荷互动”的新格局。当然,技术只是提供了可能,后续还需要电价、补贴、调度等系列政策工具的适配,才能让充电网络真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柔性资源池。
以均衡布局赋能共同富裕,推动充电网络从“城市优先”走向“城乡一体”。公共基础设施的均衡配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充电网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效应撬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城市的客流、资本、技术下乡,乡村的生态、产品、场景进城。浙江大有集团主动参与乡镇、公路沿线充电设施投资布点,把“统建统服”应用到乡村场景,为新能源汽车下乡、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交通保障。与此同时,充电行为要深度嵌入个人碳普惠与公共碳治理,一次绿电充电、一段V2G反向送电,都可折算为可以量化、可以享受的减碳红利。城乡一体的成效,不在于桩多桩少,而在于能否把绿色行为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惠。
建桩只是起点,治理才是最终的归宿。充电基础设施正在从新能源汽车配套走向城乡能源治理末梢。好的充电网络,应该同时是群众的便捷惠民点、电网的柔性调节池和政府的低碳治理单元。浙江的实践表明,充电行业不该只做建桩商,而应把能力下沉到基层场景,做城乡绿色出行的系统运营者,把基础设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可触可感的节点。这既是浙江能源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也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共慈溪市委党校 孙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