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第九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宁波举行，主题是“变化中的守正创新——电影和观众在一起”。论坛上公布的两组数据令人深思：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从2021年的27.7岁升至2025年的32.5岁，四年间增长近5岁；1995年到2005年出生的观众中，74%的人增加了刷短视频的频次，42%的人减少了进影院的频次。有人认为，是年轻观众变得更难满足了；也有人认为，是电影太慢了。青年影人和这一代年轻观众，如何才能真正“在一起”？

别追热搜，去追观众

　　Q1

　　记者：新面孔、新势力……这几年，“新”几乎成了对年轻创作者最高的褒奖。什么是“新”，什么是“好”？各位最想给青年创作者提点什么建议？

　　大鹏：十年前我第一次站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那时我很“新”。这十年，观众给了我探索不同题材的机会，如今刚有底气觉得自己配上“力量”二字，又开始担心不够“新”。关键还是要跟上时代的变化，与观众共同成长。

　　我给自己的办法是，保持活跃，保持创新，保持对未知的敬仰与好奇。所以，我尽量会在下一部作品中尝试陌生、不娴熟的领域，《长安的荔枝》就是我第一次拍古装片。它对我来说是个新挑战，能让我在创作中来到一些没到过的地方。虽然我已经拍了六部电影，但拍《长安的荔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像第一次拍电影。我希望未来的创作也能一直这样。

　　罗丽：我想提醒的是，别还没被观众看见，就先被流量和模式绑住。好作品的涌现，离不开守护它的行业土壤，政策的沃土要扶持本土题材，要善待方言电影和中小成本影片，给小众叙事破土而出的机会；还要搭孵化平台，包容试错，鼓励创作者跳出已有的模式。近几年，广东就有一个专门针对中青年创作者的“繁星计划”。为什么格外强调青年？因为青年是创新的中坚力量。

　　土壤之外，创作者也要有自己的坚守。比如《给阿嬷的情书》，影片摒弃宏大史诗叙事，聚焦小人物命运起伏，把家、乡、国的厚重情感，揉进烟火日常。它能够跨越年龄、地域、方言的壁垒，核心就在于“新”和“真”。这里的“新”，不是技术之新，而是审美之新、叙事之新；这里的“真”，不是猎奇事件的真，而是人物面对命运的本心之真，这份力量，比任何特效都更有穿透力。

　　王义之：我认为对于一部好的影片来说，最重要的是别“对观众讲话”，而要“和观众在一起”。我们做观众调研12年，服务过700多部影片，最深的体会是：观众不是上映后才出现的，他们从头到尾都该在场。郭帆导演在剪辑最紧张的时候，会把观众访谈的录音当作睡前的助眠广播，反复听，以此来启发自己的剪辑思路。这种和观众相互陪伴的状态，也许就是创作者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至于技术，工具解决不了创意和审美本身；今天更稀缺的，是导演和制片人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把资源组合起来、把项目管起来的能力。

　　Q2

　　记者：一边是短视频抢走的时间，另一边是《长安的荔枝》《给阿嬷的情书》等作品激发年轻人的观影和在社交媒体讨论的热情。今天的年轻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大鹏：去年《长安的荔枝》作为埃及中国电影周开幕影片放映前，我担心由于文化差异与时空距离，埃及观众能否理解这个故事，结果他们跟着故事里的人一起哭、一起笑。我从后排看到他们抖动的肩膀，那一刻，我感到非常骄傲。映后一位观众说，他从未吃过荔枝，但荔枝的甜和苦，他通过电影品尝到了。

　　这句话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吃荔枝。我在北方城市长大，第一次见到的荔枝，是爷爷从南方出差带回来的四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特别珍贵，舍不得吃。后来我想，珍贵的东西应该和亲近的人分享。于是，我拿了一颗荔枝送给班主任。老师当着我的面剥开吃了，说：“哇，好吃。”等我回家剥开剩下的三颗，发现味道并不好。可是老师明明说好吃，我一直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那几颗荔枝放了几天已经变味了。

　　直到筹备《长安的荔枝》时，我突然意识到：老师当时吃到的荔枝也不好吃。但她还是说好吃，那是一种善意。她不想让一个小男孩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位埃及观众嘴里的“甜中带苦”，说的正是我童年那颗荔枝的味道。我也更确定一件事：你把一个具体的人拍真了，不论何地的观众都接得住。

　　罗丽：我更愿意代表一位纯粹的观众说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抛弃电影，只是在等一部值得信任的作品。

　　每当市场遇冷，很多人习惯把问题归咎于观众：短视频、短剧的冲击，流媒体改变了大家的观看习惯。可真相是什么？观众从来没有停止渴望好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真挚的情绪与深刻的议题。只是很多电影，没有给到这些东西。

　　今天的观众，早已不是被动接受故事的客体，他们已经成为审美、情感与价值判断的主体。他们期待新的故事、真诚的创作、新的面孔，不再迷信流量明星，愿意看到素人、普通人站上银幕；也期待新的景观，比如渴望鲜活的地域风物、方言民俗，从文化根脉之中找到自身的归属。

　　王义之：观众不是消失了，是被分流了。我们做的Z世代研究中，同一批年轻人中，93%参加过漫展、音乐节、赛事这类线下活动，他们形容感受用的词是“真实”“温暖”“有意义”，这说明他们对走出家门、和人同处一个空间的集体体验，需求一直很强。

　　对电影构成挑战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内容层面，娱乐时长被短内容重新分配，娱乐强度的阈值被抬高。有位年轻观众说过一句未必准确但让我印象很深的话：“电影的节奏太慢了，慢慢悠悠很长时间，说的是抖音5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今天，电影最好在开场几分钟内建立吸引力，在上映后的两天里证明自己值得观众花两个小时。他们要的是更完整的世界观、更真挚的情感浓度，还有一屋子人一起看的仪式感。二是消费层面，观众不再只为“看一部电影”买单，而是想“进入一个世界”。他们要的是和自己平视、有困境也有解法的普通人，是以兴趣为标签的共同体，而不是被安排的关系，是逻辑缜密、温暖治愈或者规则全新的理想世界。

　　Q3

　　记者：票房、评分、算法、热搜……对刚起步的年轻创作者来说，这么多“裁判”，到底该听谁的？

　　大鹏：听观众的。我拍过一部影片叫《吉祥如意》，票房只有1300多万元，但很多观众走出影院第一件事是给爸妈打个电话，还有大学生看完愿意拉着我聊很久，聊的是他家里的事。这说明片子是有影响力的。

　　票房和评分是别人打的分数，不是你自己要走的路。《长安的荔枝》上映时，我自己掏钱办了几场“野生对谈”，没有流程、没有预设，有人怀疑问题是我们安排好的，我就走到他面前说：“我在这里就是想告诉你，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比起让观众看我的电影，我更需要拍一部电影去见他们。

　　我很期待下一次玩点什么新的，因为，那样能赢得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当然，我也想呼吁大家“松松绑”，虽然现在电影行业面临挑战，但我们不要悲观，要理性。

　　罗丽：今天，我们要理性看待创作，真诚对话作品，不盲目吹捧，不过度苛责，在良性互动之中指引行业前行。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首日排片只有1.6%、票房377万元，豆瓣刚开分9.0，谁也不敢说它能走多远。可我在影院里被打动了，我想，总得有人替它说话。那晚，我走出影院已是夜里10时多，写到次日凌晨1时多，完成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我在文章里写道，它赢在三样：以真情为内核，让方言和地域不再是门槛；本土文化的自信回归，工夫茶、英歌舞、侨批不是堆砌，而是潮汕人的精神风骨；还有素人的共情力，84岁的吴少卿不是在演阿嬷，她就是阿嬷。我挨个给媒体朋友打电话，有版面当然好，没有版面的话就先发新媒体。后来文章刊在广州日报，标题是《藏在〈给阿嬷的情书〉里的魂与根》。

　　真诚，是创作的底色；真实，是动人的力量；本土，是破圈的根基。唯有守住这三点，我们的电影才能够真正重新赢得观众。

　　王义之：我的答案是听观众，不只是听，是把观众请到创作的过程中来，用户研究能告诉你观众会在什么时候脱离沉浸感。我们做电影调研时始终有一条规则：所有研究都需要以观影的实际情绪体验为衡量标准。我们曾经让观众提前看不同版本的预告片、海报，再一起走进影院，同一个影厅、同一个版本，最终对电影的评分差距能达到10%。

　　所以，我们想做的，是把“卖一张票”改成“经营一场相遇”：电影要从一件两小时的商品，变成一场能被讨论、能被二次参与的文化事件。2018年起，我们在宁波开发“创意管家”平台，从剧组的财务管理工具，长成面向文化行业的协作平台；去年，我们联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宁波文旅集团在宁波做试点，让普通观众参与电影二创和衍生品设计，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有位置、有信誉、有分成的共创者。这一步，浙江应该走在前头。

　　（本报记者 陈醉 沈听雨 胡漪澜 童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