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纪驭亚 金汉青

　　两年前，刚开始攻读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徐嘉悦没想到，自己会跑到浙江山区县研究航天发动机增材制造。更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两年。“来了才知道，在新昌做航天的人还不少。”她说，待得越久，就越喜欢这里。

　　在新昌，像徐嘉悦这样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在读硕博生，还有260多人。过去10年里，新昌已陆续引来2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如今，在这里做课题的在读硕博生，是10年前的近10倍。他们的课题，大多来自新昌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难题。2025年，全省首个县域研究生联合培养总部基地也在这里揭牌。

　　一个尚无本科高校的山区县，正在用一套自己的机制重新定义县域与高校、人才与产业的关系，并回答一个困扰无数县域的问题：高端人才引不来、留不住，有没有解法？

　　校地合作研究院告别“铁饭碗”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新昌科技局副局长陈晓辉刚分管校地合作研究院，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中国计量大学新昌研究院的合作协议到期了。是照常续签，还是迭代创新？

　　新昌并非不缺人才。引才难，是不少县城共同的烦恼，新昌也不例外。县城的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量小，养不起自己的研发团队；要转型，更缺能牵引方向的人才。

　　引不进来，那就先请外援。过去十几年，许多经济实力不错的县城都争相用重金把高校请进来，成立校地合作研究院，也把产业升级的希望押在它们身上。新昌曾是这条路上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彼时，新昌跟这些学校的合作时间长则9年，短的也有六七年。

　　“请进来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用相对有限的财力，撬动更大的合作绩效。”陈晓辉说，县分管领导和科技局相关领导花了近半年时间，带着团队跑了近百家企业后发现，新昌有15家上市企业，400多家规上企业，他们缺的不是校地合作研究院的牌子，而是愿意把企业难题当做课题来攻关的师生团队。设立校地合作研究院，确实给新昌带来了不少成效。但过去那种“签了协议就给钱，考核相对简单”的模式，让研究院少了往企业跑的动力。

　　调研结果有了，新方案随之出炉：不续约，也不再给每个校地合作研究院每年拨几百万元固定经费，而是改成按新考核办法的得分情况发钱。每个研究院一年封顶200万元，有能力就多拿，没能力就少拿。

　　考核办法有8大类30小项，入驻人数、研发经费投入、企业合作、教育资源共享、举办科技活动……校地合作研究院在新昌的工作成效全部被量化成分数。此外，研发投入不达标、研究生人数少于5人、没有和当地企业合作，成为三条否决线，谁碰谁出局。

　　这无异于直接砸了校地合作研究院的“铁饭碗”，在当时的浙江，没有先例。

　　一开始，当地反对声不小。“前期已投入六七千万元。不续约，岂不是打水漂了？”“好不容易引来的高校，万一走了怎么办？”……

　　校地合作研究院也有意见，“考核比以前严了，钱却更少了。研究院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陈晓辉和同事一轮轮跟高校谈判，反复解释：改成考核制，不是要赶高校走，而是想激励高校和新昌绑得更深，通过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实现自我造血，同时为当地带来更多联培研究生。

　　新昌科技局科技信息中心主任梁军长期跟校地合作研究院打交道。新考核办法实施第一年，他就发现了差距。跑企业更勤的研究院，年底能拿到近170万元，和当地企业的合作不断，各项技术成果在新昌就地转化孵化；还按老路子来的，只有70多万元，手头的企业合作项目越来越少，入驻人数也一路走低。

　　以浙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院为例，院长胡旭东平均每周都有两天以上在新昌，和企业面对面对接需求。为了提高与企业的共同攻关成效，他们跟企业已经磨合出了一套模式：研究院每年都有30名左右联培生，每个学生到了新昌后都会被派往企业实践。由企业出课题、实践导师和部分经费。这笔经费专门用于给学生发补贴，少的每月一两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企业出了钱，一方面学生会更有劲头；另一方面，企业也会更重视我们派过去的学生，努力人尽其用。”胡旭东说。

　　此后，新昌有了余力，开始重新落子。哪块产业需要补，就往哪块引高校资源。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六院801所把天启航天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落在新昌。2025年，上海大学绍兴研究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也在新昌成立了联合研促中心和创新中心。人形机器人部件、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每一个研究方向都对准新昌产业升级的缺口。

　　“不管老研究院，还是新实验室，都要按照我们的新考核办法来打分，根据绩效考核分拿钱。”陈晓辉说，他们构想中的“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正在形成。

　　全国21所高校为何而来

　　河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马彦博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相隔1100多公里的洛阳市和新昌县，被画上了两个圈。

　　过去一年多，马彦博往返两地近20次，把河南科技大学的首个异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落在了新昌。

　　作为全国唯一轴承专业本硕博贯通的高校，为什么要去千里之外的县城设一个实体机构？这曾是河南科技大学相关会议上多次争论的问题。

　　论轴承产业，虽然新昌是“中国轴承之乡”，但洛阳本地有轴承工业，轴承重镇河北邢台也离得不远。让河南科技大学舍近求远的，是新昌的创新机制。

　　2025年5月，新昌成立全省首个县域研究生联合培养总部基地，把原来只针对3所老研究院的支持和考核办法，扩展成面向所有入驻高校的统一体系。

　　“高校和企业合作的传统模式是项目制，企业有啥难题就找相关老师自己谈合作，不深入，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中断。”马彦博说，新昌不一样，他们已经有了一套“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机制，让合作不再依赖于某一任领导、某一次对接。

　　以新昌河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例，新昌提供基础运行经费、办公场地、师生人才公寓。河南科技大学则要按新昌为校地合作研究院设计的新考核办法接受考核评价，根据得分获得相应的工作考核奖励，200万元封顶。

　　在新昌有了稳定的根据地后，河科大和当地企业的合作开始加速。

　　新昌河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河科大轴承专业副教授马喜强，暑假在新昌待了1个多月，跑企业、进车间；开学后，他每周往返洛阳与新昌，尽管来回路上要十四五个小时，仍在新昌待2至3天。

　　“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在国内比较有名，而且我们还有不少校友在新昌轴承企业工作。得知我们来了，当地轴承企业纷纷邀请我们去把脉、洽谈合作。”马喜强笑着说，自己原来听不懂新昌老板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需要“中译中”，如今已经能听懂个大概。目前，中心已经和近十家当地轴承企业达成合作，多数是中心运行后推进的。两个河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四五名老师和十余个研究生也已在新昌工作近两个月。

　　合作不只在企业车间里。上周六，新昌举办首届轴承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河南科技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浙江工业职业学院新昌校区正在筹建轴承专业，也找了河南科技大学，请他们帮忙做专业规划和师资培训……

　　河南科技大学不是唯一一个冲着新昌创新机制来的。如今，新昌研究生联合培养总部基地已引来了省内外21所高校、科研院所。

　　梁军介绍，基地采用“2+N”模式，分类吸纳高校。浙江大学新昌创新联合中心和浙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院是基地的“双核”，每年和新昌共同联培50多名研究生，学生定向到新昌求学。“N”是其他和新昌合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不设高门槛，研究院可以，单个项目合作也可以，但想拿政府的经费，同样要过考核关。

　　浙江大学机械学院研二学生卢恩泽，目前就在新昌轴承企业五洲新春做超声探伤项目。“我从实验室走到企业车间，用不了几分钟，有问题随时能下车间。”卢恩泽说，和企业共同攻关的项目，跟他的毕业论文是同一研究方向。

　　“N”涵盖的高校，形态更多元。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2024年就与新昌共建了天启航天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还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引了进来。上海大学绍兴研究院则与新昌签约，合作成立高端精密传动技术联合创新中心。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也来了，和新昌合作成立新质生产力联合研促中心。

　　还有的高校以单个项目合作的形式来到新昌。老师带着几个研究生驻扎企业半年到一年，帮企业解难题。虽然没有常设机构，但在基地的硬件和政策支持下，他们的合作也更长效。

　　新昌的创新探索，也正在被更多人关注。2025年7月，“以研究生联合培养总部基地为牵引，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新昌模式’2.0”入选浙江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专项试点。今年一季度，省委科技办又将新昌的联培模式列入“创新浙江典型案例”。

　　当初砸掉高校研究院“铁饭碗”时，或许连陈晓辉都没想到，新昌会成为全省教科人一体改革的样本。但这个山区县和21所高校，一起蹚出了条新路。

　　高校的“流”与“留”

　　对新昌来说，“流”与“留”其实是两道题：一方面是校地合作研究院如何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是联培硕博生如何从“过路人”变成“常驻客”。

　　新昌的产业集中在轴承、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几个领域。21所高校，也基本都是冲着这些产业来的。“以前，县城里就几个校地合作研究院，研究方向也各有侧重，我们遇到难题都找他们。现在，我们的可选择范围大多了。”一位新昌轴承企业管理者说。

　　企业选择多了，高校间竞争也来了。

　　有的高校强强联手，如浙江大学新昌创新联合中心和天启研究院合作设立增材制造联合创新中心，把浙江大学研究能力、801所工程经验和新昌产业场景接在一起；有的稳扎稳打，如中国计量大学新昌企业创新研究院深耕8年，帮企业做材料检测和技术服务，前两年已实现自我造血。

　　但也有高校没跟上节奏：一所较早进入新昌的校地合作研究院，曾在新昌培养了52名研究生，最热闹的时候有二三十个研究生同时在县里做项目。但新考核办法实施后，研究院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少，科研团队撤回杭州，如今只剩四五人守着一个轴承钢球项目。

　　这说明，高校进县城不是“来了就能留下”。新昌也在调整机制：今年年底前，多数高校研究院将迁入新昌高创园8号楼，集中办公、共享设备。新考核办法也建立了入驻、管理到退出的全流程机制。用陈晓辉的话来说，“做得好评先评优，做得不好就退出”。能进能出、能合作能转化的生态，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形成。

　　更难的一道题是留人。留新率，是新昌给高校、科研院所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也是被大家公认为最难完成的一项。相比山区县，大城市有更完整的产业链、更高的薪酬、更清晰的晋升通道。想让学生把新昌当作职业的起点，并非易事。

　　目前浙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院的留新率在21所高校中居首，有十余人毕业后留在了新昌工作。

　　胡旭东的办法是，拉长学生在新昌“待”的时间，增加项目黏性和就业转化概率。

　　徐开心如今在浙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院读博一。硕士的后两年，他也在新昌研究院度过。硕士毕业时，他觉得自己手头的科研项目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导师也鼓励他接着做，他就留了下来。“当时在新昌的求学体验感很好，再待几年也不错。”徐开心说，他还没有想过博士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但自己目前待的企业里，就有一位学姐硕博都在这里做科研，博士毕业后成了该企业分公司的负责人，留在了新昌，还招了好几个学弟学妹进公司。

　　徐开心的经历，是胡旭东所说“拉长时间”的一个注脚。在胡旭东看来，如果学生硕博阶段都在新昌度过，即便最终没有留下来，也已经把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六七年留在了新昌的产线上。

　　如今，随着合作高校和来新昌读硕博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新昌也正在迎来自己的“引才窗口期”。

　　刚到新昌一个多月的高天乐，已骑着共享单车用休息时间把新昌县城细细逛了一遍。他是河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研二学生，此前的求学时代都在河南度过。“新昌打破了我对县城的固有印象，现在觉得以后留在这里工作，应该会生活得很舒服。”高天乐说，未来择业的关键还是要看岗位待遇、上升空间等。

　　高天乐正是从全国各地来到新昌做科研的硕博生们的缩影。接下来，新昌要做的是，如何接住这些对新昌有好感的硕博生们，这需要有岗位接、有通道走，有更好的城市服务。当然也要让暂时流走的人和新昌企业之间那条线别断。

　　对新昌来说，从“过路人”到“常驻客”，中间那条转化链还得一段段打通。打通了，“新昌模式”才算真正长出一座县城的人才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