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喻思翰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的热度从9月就起来了，各地各部门推出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长征叙事变得可感可触，从教室和礼堂走进展厅、走进遗址、走进每天上下班乘坐的地铁车厢。但形式解决的是触达，触动受众的，则是那些人、那些事。

　　真正让90年后的年轻人停下来想一想的东西，我认为不仅仅是“我们赢了”，还有为什么会赢。

　　1934年10月踏上征途的红军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作战部队官兵平均年龄二十岁左右，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战士约占四成。当年采访过红军的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里写道：“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特性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

　　这些数字背后是艰苦的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有十八万七千余人，算上途中补充的兵力约二十万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时，剩下五万余人。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湘江战役中掩护主力撤退，重伤被俘后断肠明志，二十九岁。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在甘肃泾川，二十八岁……

　　我想说的是，长征最有力量的部分之一，恰恰是它面临的不确定性。一群平均二十岁的人，在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到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的情况下，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步都走得很实。这和我们熟悉的那种日常叙事是不一样的。

　　这就说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代青年的处境里，最消耗人的往往不是苦，而是不确定。不知道学的专业将来有没有出路，不知道付出的努力会不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选的这条路对不对。于是有人干脆停下来等一个确定的答案。长征给我的启示是：在方向没有完全清晰的时候，把眼前这一步走扎实，路是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90年过去，但“还要不要往前走”这个提问没有过期，它只是换了场景，换成了实验室里跑不通的数据、改了十几版的作业、反复被退回的方案。

　　我们纪念长征，也不只是转发一条推送、看一次展览。对学新闻传播的学生来说，讲好长征故事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责任：怎样把一场远征讲得不空、不假、不煽情，让二十九岁的陈树湘和今天的同龄人之间真正对上话，这是要下功夫的。

　　地铁会到站，主题专列会结束运营。长征留给青年的不是一份写好的答案，是出发的勇气。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