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生态经济的本质就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协同统一，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进入“十五五”，生态经济正从资源依赖走向科技驱动。应把握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通过技术、业态、管理、制度等创新，推动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杜志雄谈生态经济——

“绿”为底色，“新”作引擎

　　■ 本报记者 吴晔 周宇晗

　　绿色发展既要厘清“生态账”，也要算好“经济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协同的长效动力从何而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为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创造了怎样的机遇？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杜志雄近日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科技创新驱动生态经济升级

　　记者：“十五五”时期，生态经济的内涵和发展要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杜志雄：生态经济的本质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协同统一，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产业生态化”强调的是绿色的生产方式，它使产业发展符合生态保护要求并产生生态价值；“生态产业化”则是指既有生态资源通过适度开发转化为经济价值。形象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通过系统保护、合理利用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生态经济的业态分布非常广泛，涵盖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旅游）等。

　　进入“十五五”，生态经济正从资源依赖走向科技驱动，内涵发生了五重升级。一是边界与范畴拓展。生态经济不再局限于少数产业门类，而是成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的“助推器”，深度融入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中。二是驱动力升级。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禀赋，转向“生态禀赋+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碳汇、生态产品数字化交易、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等新业态持续发展。三是价值实现机制升级。从主要售卖农林产品和文旅服务，转向对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的多元变现，通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制度，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可计量、可交易、可融资。四是制度与要素内涵升级。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绿色金融、人才与产权制度共同构成转化体系，有助于破解保护者收益与破坏者成本不对等的外部难题。五是目标导向升级。坚守普惠共富导向与安全底线的同时，防止绿色红利过度集中，形成“绿色马太效应”。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您看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发展生态经济创造了怎样的机遇？

　　杜志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不是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生产力理论的范式跃升。过去我们一度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即便在产业生态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和企业认为生态资源是发展经济的“耗材”，把保护环境视为一种额外成本。而新质生产力的“新”，内在地要求摒弃粗放生产，从新的视角解答了依靠什么路径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统一。从源头特征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提高产出靠的是技术驱动而非资源堆砌；从要素构成上看，先进绿色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源泉之一；从产业形态上看，绿色能源、智慧农业、循环经济等生态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从实践路径上看，传统产业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既精准实现节能降耗、循环利用，还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两山”转化不再只做关停并转的“减法”，而是靠技术升级做“加法”，这有利于实现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绿”“新”协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记者：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浙江如何一手抓“绿色”，一手抓“创新”，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杜志雄：在产业生态化上，重点是瞄准绿色技术落地应用难点痛点，推动前沿绿色技术精准匹配产业转型需求并降低使用成本，让传统产业“长”出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是建立需求对接机制。依托链长链主制度，围绕纺织、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梳理节能降碳、循环利用需求清单。探索“政府搭台、企业点单、高校等科研院所接单”模式，发挥龙头企业作用，组建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吸纳小微企业参与，破解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难题。二是补齐中试熟化短板。布局一批行业性绿色技术中试平台，减少企业直接采用新技术的试错风险。推广“先使用后付费”许可模式，降低中小制造企业获取绿色技术的门槛。完善科技副总、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研人才下沉到一线，做好技术落地调试服务。三是强化政策工具协同。财政科研项目适度向产业转化成效倾斜，改变重论文、轻应用的评价导向。在科技攻关、产业创新联合体中，把降碳、减污、增效作为重要指标，布局新能源、循环利用、智慧低碳等绿色技术应用纳入技改支持范围，推动绿色金融提供信贷担保。完善首台（套）绿色装备推广机制，破除市场应用壁垒。四是分类赋能大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侧重联合攻关前沿颠覆性绿色技术；中小微企业依托产业创新服务平台，获得绿色诊断、工艺改良等轻量化技术服务，通过工艺迭代和设备更新，提升生产环节和终端产品的“含绿量”。

　　在生态产业化上，关键要紧扣品质化、体验式消费需求，把浙江的数字经济领先优势和山海兼备的生态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让生态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一是需求导向迭代业态体系。跳出单一观光与初级售卖模式，大力培育民宿、康养、研学等新业态，盘活乡村闲置农房与低效资源，补齐夜间经济与四季运营短板，提升体验感、回头率。二是数字赋能产业提质增值。依托生态资源数字化平台，算清生态家底，有针对性地发展智慧生态种养、林下经济、碳汇经济等；对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物流等环节进行数智化改造，实现全程溯源，配合打造区域生态品牌，推动优质农产品溢价增值。三是健全生态富民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发挥“两山合作社”等载体作用，破解绿水青山“难度量、难交易、难变现”困境。探索资源入股、飞地抱团、托管运营、就业务工等方式，把分散小农户嵌入生态经济产业链，让群众共享生态经济收益。

　　制度变革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记者：新质生产力之“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请您谈谈，浙江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引导更多新质生产力涌向生态经济领域，助力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

　　杜志雄：生态价值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效益，生态产品“难度量、难交易、难变现”的困境不破除，再先进的技术、再充裕的资金也进不来。浙江要做的，是构建一套让“绿色”有利可图、让创新有处落脚的体制机制，重点在四个维度发力。

　　一是健全价值核算与利益激励机制，让生态价值“算得清、值得干”。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首个省级GEP核算地方标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要继续完善陆海全域GEP、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融合遥感与物联网数据提升本地化精度，建立第三方评估采信机制，将核算结果与生态补偿、绿色金融、EOD开发挂钩，使生态资产可抵押、可融资。同时，应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从制度上确立“保护者受益、破坏者付费”的鲜明导向，使生态经济成为有回报、有前景的选择。

　　二是深化“护绿”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让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得进、转得动”。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山林、湿地、海域权属边界。扩容排污权、用能权、水权、林业碳汇等交易品种，探索生态资产证券化、发行绿色债务等。依托数字化平台归集分散的生态资源，打造核算、收储、交易、融资闭环，深化政银保担联动的绿色金融创新，使生态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流转、可增值。

　　三是完善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机制，让山海平川“差异化、扬所长”。发展生态经济，为不同区域尤其是山区海岛县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技术含量低、业态同质化等问题。应从省级层面提供差异化发展指引，深耕“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如引导山区做强生态特色农业、山地文旅康养等，海岛则聚焦蓝色能源、深远海养殖等。持续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用好飞地经济和跨域生态补偿政策，对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实施差异化考核，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现优势互补。运用直播电商、云端推介连接偏远地区与消费市场，使“有什么卖什么”向“需要什么产什么”转变。

　　四是创新人才引育与收益共享机制，让生态经济“聚人气、促共富”。强化生态产业创新创业政策支持，配套创业担保贷款、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鼓励创新创业者投身“生态+”业态。完善职业技能认定等人才考核评价体系，让来自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各类人才进军绿色创新领域。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对山区海岛县职称评审、岗位比例予以倾斜，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汇聚懂生态、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发挥村干部、新农人、本土产业带头人等关键群体作用，使当地民众厚植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发展生态产业，成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生态经济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