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和算力为基础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标志着经济发展从数字化赋能向智能化重构的范式跃迁。

培育“强劲增量”，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访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 本报记者　张丽红　章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近年来，浙江依托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培育出了“杭州六小龙”等AI新锐力量，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立足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浙江具有哪些发展基础与实践路径？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人工智能重构经济运行底层逻辑

　　记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元春：AI是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核心驱动力，正从“工具应用”迈向重构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的“范式变革”，已上升为国家层面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引擎。当前AI领域的创新发展，既催生了重塑全球分工、转换增长动能的历史性窗口期，也带来产业分化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机遇与挑战一体共生、不可分割，对待AI既要积极拥抱，同时也要警惕泡沫与分化风险。

　　AI已成为外贸的增量引擎，推动中国外贸驶入“数智”快车道。目前，欧美、东亚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将AI列为未来5至10年的核心发展方向。AI不仅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焦点，更是我国“弯道超车”、实现民族复兴的支柱之一。AI产品拉动的出口增量从2024年之后一路上升，到今年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较高比例。据海关总署/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达5.13万亿元，增长56.6%；与AI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随着AI竞争成为牵引全球投资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竞争力的内涵也正由传统成本优势，转向产业链组织能力、技术迭代能力以及高端人力资本支撑下的新范式竞争力。面对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大规模投资催生的高端制造、算力硬件订单，国内产业链可快速完成原材料、核心零部件、装备制造、物流配套一体化统筹调度，大幅缩短产品落地周期，具备极强的供给弹性与抗风险韧性。2025年，我国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大量海外资本持续加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垂直行业大模型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为国内底层算法、高端芯片、人形机器人等长周期、高投入创新项目提供充足资本活水，加速本土AI技术迭代突破。

　　智能经济新形态引发全方位变革

　　记者：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您认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和算力为基础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标志着经济发展从数字化赋能向智能化重构的范式跃迁。它不是简单的数字经济的延伸，也不拘泥于技术的变革，而是全方位的变革。

　　智能经济时代最根本的变革之一在于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重构。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活动以土地、资本等为核心要素。而在智能经济时代，数据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而是与资本、技术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此外，算力和算法是智能经济的基础设施。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而算力和算法正是这场变革的技术底座。

　　此外，智能经济带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双重深刻变革。在产业结构层面，一方面传统产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纺织、装备、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依托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工厂实现提质增效，完成从低端加工向高端智造转型；另一方面AI催生全新产业赛道，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能软硬件、工业智能体等新兴产业集群快速崛起，产业边界不断消融，跨界融合新业态层出不穷，产业组织从线性上下游链条转变为网络化、生态化协同体系。在就业结构层面，人工智能形成“替代+创造”的双重效应。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催生了AI训练师、算法工程师等新职业、新工种，创造了更多就业空间。

　　记者：近年来，浙江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发力，涌现了“杭州六小龙”等AI领域的新锐力量，在您看来浙江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上有哪些基础？

　　刘元春：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科技集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叙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逐步从传统的跟随者转向具有内生动力和创新文化的战略主动者。特别是从产业价值看，“杭州六小龙”覆盖了通用大模型、人形机器人、脑机智能、空间设计等前沿赛道，补齐了国内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短板，而他们的涌现与浙江以下三方面的优势是分不开的。

　　其一，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打造了完整产业底盘。浙江是全国数字经济先行省份，全域数字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电商、先进制造、商贸物流、民营服务业体量庞大，海量实体经济场景为AI技术迭代提供天然试验场。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覆盖面广，能够快速落地工业大模型、智能产线改造，实现AI产业化、产业AI化双向同步推进。

　　其二，多元高能级科创平台夯实了人才沃土。浙江集聚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创新载体，形成“实验室+高校+头部科技企业”协同攻关体系。同时浙江创业氛围浓厚，一批批科创型创业者不断孵化AI初创型企业，青年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出。

　　其三，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市场内生动力。千万民营企业对新技术、新模式接受度高，中小企业主动拥抱智能化转型，市场需求持续牵引AI技术迭代升级；民间资本活跃，创投、产业基金完善，能够与政府引导基金形成合力，构建适配AI长周期研发的科创金融体系，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新三驾马车”驱动智能经济发展

　　记者：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您认为浙江应如何驱动智能经济发展，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刘元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要调整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传统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长三角其他省份之间，形成一种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错位竞争的发展格局。浙江立足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民营经济雄厚底盘、全域数字化改革独特场景，锚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契合了当前我国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系统性跃迁的时代大势。具体来说，要紧扣基础研发、产业升级和科创金融“新三驾马车”,把人工智能转化为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基础研究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动力，要强化基础研发，筑牢创新根基。AI产业想要行稳致远，必须甘坐基础研究“冷板凳”，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培育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浙江拥有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等众多创新载体，集聚“杭州六小龙”等众多科创主体，这是独有的创新家底。接下来，还要建立长效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优化国有创投考核激励制度，敢于布局短期商业回报弱、长期战略价值突出的底层技术项目。同时，也要注重培育人才红利，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建设源源不断输送智力支撑，充分释放科技创新内生活力。

　　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要推动产业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新兴行业崛起，以产业升级夯实智能经济实体经济根基。“新三样”（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异军突起，正是产业升级的成果。一方面要引导传统产业制定合理的数字化路线图，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做强AI核心产业集群，做大本土链主企业，培育完整产业链，抢抓全球AI增长红利。

　　科创金融是创新生态的关键支撑，要完善科创金融，优化创新生态。人工智能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高、回报不确定性强，必须统筹用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探索出二者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三个层面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对国有资本中的创投基金，设置更具科创投资属性、更符合市场规则的考核和激励制度；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科创企业；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政府投资基金模式。

　　（本期栏目协办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