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谢丹颖 通讯员 林辉

　　谷雨过后，田间秧苗正青。在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我们与何祖华院士的对话从一碗米饭开始。“现在大家能吃上更香、更好的米饭，离不开育种专家选育的优质品种。”何祖华说，“稻米的品质好不好，抗病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谈及此，这位与水稻打了40多年交道的科学家站起身来，提议先去人工气候室看看。那是一座玻璃外墙的4层独栋建筑，可控环境面积1650平方米，储存着丰富多样的稻株。

　　等电梯时，何祖华指着墙角几盆不起眼的“杂草”说，这是刚从海南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带回的水稻，已经结穗。我们颇为吃惊，他哈哈一笑：“和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吧？”

　　这是一位乐呵呵的农学家，采访中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聊到技术细节时，他会忽然提到水稻的美：“扬花时，白嫩的小花，一朵便是一粒谷子，飘荡在绿野中，美极了。”多年来，何祖华带领团队一脚田间、一脚前沿，目标不止“增产”，更是“稳产”：让水稻能顽强抵抗病害，深深扎根，无论风雨，始终茁壮生长。

　　与水稻瘟疫一较量就是34年

　　走进人工气候室，热浪扑面而来。这里的水稻被称作“材料”，挂牌上简单写着播种时间、品种和负责学生的信息。在我们看来十分相似的水稻，何祖华却能一一指出门道：“这株叶片宽，抗病性好；那株白胖饱满，产量高……”在他眼里，每一株水稻的绿黄、高矮，都像“孩子”一样各有个性。每年，他都期待新“孩子”的到来，并津津有味地观察、分析它们的成长。

　　“水稻和人一样，都会生病。但人可以接种疫苗预防，植物能否抗病，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何祖华说。他的研究逻辑始终清晰：寻找抗病最强、抗性最久的种质，再从中挖掘出发挥作用的关键基因。

　　工作听起来简单：用注射器为水稻接种病原，筛选抗病单株，再经过杂交、回交、多代选育……获得好材料后，最终送往各大稻区的“病圃”接受自然鉴定。

　　可实际困难，远超想象。

　　尚不论水稻有12对染色体、约4.3亿个碱基对，寻找特定基因如同大海捞针。光是病菌的善变，就足以令人头疼。

　　“水稻生起病来很可怕。”何祖华说，业内称之为“瘟”，因为一旦染病，轻则减产10%，重则颗粒无收。1983年，本科刚毕业的他随导师申宗坦教授去浙江桐庐山坳采样，所见触目惊心：蔫黄的水稻顶着白穗，整片稻田颗粒无收。农户捧着枯萎的秸秆，满脸愁容地恳求：“专家，想想办法吧。”

　　很长一段时间，农药是唯一干预手段——栽秧前、分蘖期、出穗前都要打药，发病了再追加。可药效一过，病害又可能卷土重来。我国因此在水稻品种审定时实行“一票否决”：若对稻瘟病抗性差，便不允许推广。

　　于是，稻瘟病成了何祖华立志翻越的山。他埋头其中，只为寻找更好的抗病之路。

　　那些年，何祖华头戴草帽、脚踩胶靴，包里装着毛巾、水壶和补充盐分的榨菜，一年三季奔波在田间——春天在杭州，夏天赶赴广西或福建，冬天又转战海南。为及时观察，他甚至在农药仓库住了3个月。最终，在稻瘟病猖獗的湖北恩施，他找到了古老品种“谷梅四号”。它抗病性惊人，但产量和品质却不理想。

　　将抗病基因搬到优良品种上，成为关键一步。但何祖华很快发现，自己看不懂许多植物基因领域的论文。于是，1992年他脱产读博，师从病理学家李德葆教授，专攻抗病基因定位；1997年又赴美国做博士后。

　　21世纪初，他回国组建团队，正式向稻瘟病发起挑战。没有成功经验，就不断试错，一步步缩小范围。6年攻坚，团队终于破局，鉴定出一个能对抗几乎所有稻瘟病变异菌株的广谱抗病基因位点，命名为“Pigm”。

　　何祖华承认存在“科学的偶然性”——Pigm不光成功了，还创造了奇迹。成熟作物抗病性的最佳维持期通常只有五到六年，但Pigm打破了这个规律，至今仍展现出持续的抗性。

　　Pigm成了何祖华的“代表作”，但研究并未止步：要想持久“抗瘟”，必须弄清稻瘟病菌与水稻之间的“攻防博弈”。于是，团队又花十年，从源头系统揭示了Pigm的作用机制。原来，这个“矛盾综合体”包含两个功能相反的基因，一个主抗病但会导致减产，另一个主增产却抑制抗病性。正是这种巧妙的平衡，让水稻既不因抗病“过度”而减产，又有效延缓了病菌的变异进程。

　　2017年，这项揭示全新植物免疫机制的成果登上《科学》杂志。至今，Pigm已被国内40多家种子公司和育种单位应用，累计推广种植面积7000万亩。“搞清机理，通过加强防卫代谢网络，提升水稻的天然抗病力。”何祖华说。

　　到泥土里去找答案

　　何祖华的研究，始于实验室的基因筛选，但真正的验证，必须把时间交给脚下的泥土。“一定要种在土地里。”他坚信，材料必须经历真正的阳光、风雨，甚至意外极端气候的考验——这是任何精密调控都无法替代的。

　　何祖华出生在浙江农村，上大学前他常在地里帮忙。儿时最深的记忆，是新年那口新米年糕的满嘴稻香。他说，那个年代，凭粮票买的常是陈米，“都没米味”。岁月流逝，所有记忆归为一句话：不曾经历过的人，难懂一碗饭的价值。

　　1979年高考，他毫不犹豫报考浙江农业大学。下田，对他来说是乐事，而非任务。一有空，他就跟着老师往实验地里钻，耕种、浇灌，观察作物生长。贴近土地，让他安心、踏实。

　　“我们要在不同的基地间来回调查抗病性，一年里，约三分之一的时间离家在外。”何祖华回忆，当时交通不便，从杭州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先坐两天一夜火车到广州，再转汽车到湛江，换船颠簸数日至海口，下船后还得辗转拖拉机甚至步行，才能抵达试验田。“好几次赶上水稻开花要做杂交，春节都是在田里过的，整个团队一起守着。”何祖华说，“因为这一季耽误了，只能等下一季，实验材料就浪费了。”

　　这份与土地的联系，延续至今。每逢水稻开花、接种等关键节点，何祖华必亲自下田。他信奉：要到泥土里去找答案。

　　他像农民一样劳作。“太阳底下不穿白色防晒衣，必须戴宽边大草帽”，是他多年田间经验积累的诀窍。他也不全像农民：农民大面积播种、大把插秧，他一粒一粒种、一株一株插，“几株混在一起，不好比较，难发现特殊性状，也不便估产”。

　　若田里发现问题，哪怕是被何祖华称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女学生，也得顶着40℃的高温，踏入有些烫脚的稻田水中，拔秧、捆扎、挂牌、插秧，弯腰检查地里的材料。“田里情况复杂。”何祖华说，“一株水稻生病，可能是自身基因问题，也可能是旁边植株传染的。”团队成员都有驻扎在田边过夜的经历，“他们必须时刻清楚自己材料的情况”。

　　如今，不谙农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95后女生焦方园进何祖华课题组前，从未见过水稻。第一次插秧，她双脚陷进泥浆，难以拔出。于是，何祖华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亲自带新生下田，从细节教起。

　　这份亲力亲为，源于他的求学时代。导师申宗坦治学严谨，要求学生的田间记录本必须清清楚楚，写明杂交组合、播种期、始穗期等细节。

　　何祖华记得，一次苗期接种稻瘟病，导师要求每粒种子间距一厘米。“那次要接种上千个株系，我找来几位师弟帮忙。先生不放心，一直在旁监督。”“申老师85岁时，还在楼顶自己种水稻，做实验。”申宗坦还曾问他：“开花基因长什么样？”何祖华画了模型图给他看，老人看懂了，很高兴。

　　科学，必须严谨。“我觉得，搞农业研究没啥新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看、多种、多选，扎到田里去。”何祖华常对学生说，哪怕株距不同，作物长势也可能不同。所以，实验设计必须保证每株种植条件一致。“这是课题组的传承。”

　　等待，最美妙也最痛苦

　　何祖华说，科研是乐趣与压力并存。回想2000年初到中国科学院，他原本只想克隆1个抗病基因位点。没想到，工作越做越多，也越做越有趣——就像走进一片看不见尽头的稻田，每一株禾苗都可能藏着未知的答案。

　　稻亦有道。在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是水稻教会他“做科研急不得，得一步步来”。于是，何祖华团队不慌不忙：一项课题，做了近15年；一个目标，追了40余年。即便发现了关键基因Pigm，2009年至2014年，团队一直未在国际顶尖期刊发文。

　　何祖华坦言：水稻育种最美妙也最痛苦的事，都是等待。

　　等待一株水稻长大。从一粒种子开始，抽芽、成苗、拔节、抽穗、开花、结实。谁也不能打扰这个节奏，不能加快，也不能减缓。“何祖华们”的工作以年为单位。观察一个生命周期，就是一年。即使在海南，一年也不过两次。

　　“把一个好品种和另一个品种杂交，后代会表现众多性状。所以改良必须做回交育种，至少回交五六次。”何祖华说，“基因挖掘并验证功能，就要两代学生。基因改良后的育种，又是十年，至少三代学生。”

　　提及团队今年4月最新发表的抗病基因Xa48，论文第一作者、中心副研究员林辉对这场长跑记忆犹新：此前在抗白叶枯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抗病基因Xa21，被新变异病菌攻破。“最终是利用能攻破Xa21的菌株，对数千份水稻资源逐一筛选、比对，历经20年攻关，在一种叫‘双科早’的籼稻里找到的新基因Xa48。”林辉说，将Xa48的针对性抗病能力与Xa21的基础抗病能力结合，重构类似野生稻的广谱抗性。

　　但何祖华没说其中艰辛，反而笑道：“《自然》的编辑也可爱，根据基因的名字特意把发表日期定在4月8日。”

　　何祖华的下一个目标，是稻曲病。“这病很奇怪，看不见摸不着，突然爆发。等农民想打药，已经来不及了。”他说，与稻瘟病不同，抗稻曲病需多个基因协同作用。这意味着，要把多个抗病基因“装配”进一个品种，“难度成倍增加，但也要继续干。”

　　培育过程，太多事无法控制。唯一清晰的规律是：病菌总在与宿主的斗争中共同进化。40余年与水稻相伴，何祖华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水稻，同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想生存，水稻亦然。育种，是两者一起寻找共生之道，“虽然过程充满偶然，但遗传学不会骗人。”

　　谈话间，我们时常用手拨开身旁的稻株——无论是矮壮的稻株，或是高达2米的野生稻，在高高低低的稻丛间一路穿行。显然，水稻、病菌与人类一样，都是与自然适应的结果。我们永远无法预知自然的全部答案。但只要站在大地上，扎根泥土、持续埋头，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在前方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