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李娇俨

　　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如一条流淌了3000多年的河流。

　　这条河流太浩瀚了。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汪维辉已经遨游了40余年，追溯这些水滴的“前世今生”，看它们如何流经不同的时代，又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分岔与汇合。

　　但汪维辉不急着抵岸，即便在数字化时代，他依然保持朴素的学术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个词一个词地追，然后，告诉世人古人怎么说话、古人的话怎么变成今天这样。他是首位系统将时间与空间结合研究的汉语词汇学者，被业界视为“领路人”。

　　“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所有材料必须来自历史文献，不能自造例子，不能想当然，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是难以胜任的。”汪维辉的办公室里，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铺满两面墙。

　　再过两年，汪维辉将年满70岁，不过只有那一头全白的发色，能看出些许“古来稀”的模样。他至今仍坚持每天伏案研究、站立讲台，在汉语的长河中“打捞”更多真相。

　　搞清疑难问题有无穷的乐趣

　　“语言实际上是一个交际工具，它总是能够适应人类的交际需要，有个性，也有自我调节功能。”汪维辉说话不急不缓，带着宁波乡音的普通话里，透着一股学者的笃定。

　　刚坐下，汪维辉就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功力”。当得知记者一位来自嘉兴、一位来自山西临汾时，他立即以“寻找”一词举例：“北方话一般说‘找’东西，但晋南地区的方言说‘寻’东西，对吗？”

　　当记者说出方言后，才发现“找”的语义对应的发音确实是“寻”！汪维辉大笑解释道：“晋语还有入声，它和吴语一样老。‘寻’是很古老的词，所以在你们的方言中保留了下来，而‘找’是后来才出现的。”

　　汪维辉研究的核心，正是在于将词汇研究从传统的“考词释义”提升到“词汇史”的高度，并系统梳理这些“概念名称的变迁”，揭示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清代以前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派，做训诂学的目的是解经、阐明词义，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词汇是如何演变的。但当时一些大学者已经有了“史”的眼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就曾指出，“鞋子”在先秦叫“屦”，汉代叫“履”，先秦的“履”是走的意思，到汉代变成了名词。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历时演变的观察，只是零星散落在注释中，没有系统化。”汪维辉说。

　　为了使词汇研究既能把握时代性，又能观照地域性，他创造性提出“纵横结合”法——纵向是词汇的历时演变，横向是方言的共时分布。

　　不过，词汇研究工程量巨大，再详尽的著作也不能把所有的词一一论及。

　　有一回，学生蔡浩昌下课后与汪维辉讨论，“是”作为系词（即判断词）是何时出现的。当时，学术界普遍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象图和秦墓出土的“日书”类文献为据，认为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其中的重文符号“=”即系词“是”。但蔡浩昌提出这个符号有新的解读，“可能并不是系词‘是’”。

　　汪维辉把这事记在心里，并请蔡浩昌把搜集的文献资料发给他。“我一看，果然有了新说法，这些文献里的‘=’其实不是重复上文的‘是’，而是‘谓’的重文符号，因此并不是系词。”

　　以此为契机，汪维辉还特意写了一篇名为《西汉以前究竟有没有系词“是”？》的文章，并把这个例子编进了《汉语史讲义》这本教材。

　　“做这种学问，寂寞吗？”我们不禁好奇。

　　汪维辉笑了。那种笑里依然有一种笃定：“把一个疑难问题搞清楚了，我觉得有无穷的乐趣。”

　　汉语词汇，如奔涌不息的活水，从上古流到今天，从文献流进方言，也将从汪维辉的书桌，流向一代代后来者的笔端。

　　追问语言最活跃的血脉

　　汪维辉至今难忘求学的时光，那里的人和事深深影响着他的人生轨迹、治学根基。

　　恢复高考那年，汪维辉热血沸腾地填报了数学专业，最终却阴差阳错成为了一名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班的新生。在学校与当地小学共用的一幢校舍里，汪维辉一步步走进了语言研究的世界。

　　尽管条件简陋，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教材也是临时油印的讲义，但大家都如久旱盼甘霖似地渴望读书。

　　为了攻克自己前后鼻音、平翘舌音不分的弱点，汪维辉每天清晨会早早骑车到学校，在小池塘边捧着散文大声朗读，手里拿一支铅笔，凡是读音没有把握的字就做上记号，回到教室后立马查词典确认，并记住正确的读音。为了节省纸张，他用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地记下课堂内容，同学戏称为“细密字”。

　　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汪维辉的人格。当时，有位老师写的板书工工整整，汪维辉特别留心他的省略号，从来都是标准的六点，不会多也不会少。

　　这种严谨的作风如一粒种子落进汪维辉心里，生根发芽。他现在给学生改论文，还会连同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一起改：“刚开始做学术的学生要看顾好，不然容易走弯路、费精力。”

　　1995年，汪维辉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语言学泰斗张永言先生。从那时起，他的研究方向渐渐明晰——汉语常用词。

　　为什么是常用词？汪维辉把那些生僻、少见的词，比作考古中捡拾的“奇珍异宝”，但他认为语言最活跃的血脉，藏在我们每天说的“走”“跑”“红”等常用词里。

　　入学当年，师徒两人就合写过文章《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汪维辉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后出版，如今还是许多高校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说到兴头，汪维辉搬来身旁一架梯子，爬上书架取出最顶端的《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随手翻了几页向我们展示。这是他基于“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出版的得意之作。

　　翻看目录，我们了解到全书根据国际通行的斯瓦迪士核心词表，选定100个汉语核心词汇，系统描述每个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为了做好研究，汪维辉的读书量堪比一座小型图书馆的藏书量，找不到某本书或某个版本时，还会在各个群里拜托学生帮忙找资料。

　　20余年，1173页，近90万字。2018年，《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终于出版，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眼下，汪维辉正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副主编。这部被称为我国新编大型语文辞书“双璧”之一的工具书，是无数人说话、阅读、写作的准绳。

　　“规定动作”之余，他还想完成一直想做的“自选动作”，比如《诗经》译注。“我发现很多学者、作家到了晚年，都会回归到传统经典的研究，大概是一种‘经典情结’吧。”汪维辉爽朗一笑。

　　近30年来，汉语词汇史研究经历了从寥落到繁盛的转变，在像汪维辉这样一代代语言学人的领路下，常用词研究已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热点。

　　让汉语言研究后继有人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汪维辉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

　　他的治学原则，源于恩师杨潜斋——让语言本身说话、全面不矛盾、经济（指行文简洁、没有废话）。这三条原则让汪维辉得益极大，沿用至今。

　　在浙大，汪维辉为本科生开设了《古代汉语》和《汉语史》两门课，因为深入浅出的讲课方式和饱含干货的课堂内容，成为学校的“网红课”。

　　这两门课甚至还得到许多理工科学生的青睐。有一回，一位学生冒着瓢泼大雨从玉泉校区赶到紫金港校区，为正在做考试收尾工作的汪维辉送上一份零食大礼包，称自己被老师的治学精神所感染，以此表达敬意。

　　汪维辉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上课时均用竖排繁体字。每节课前，他都会在黑板上用繁体字竖行抄写一段古文，让学生上台标点。他要求学生作业也用繁体字书写，考试包含繁体字识读。

　　很多同学起初叫苦不迭，但汪维辉坚持认为繁体字是学习古汉语的“敲门砖”，这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字理据。

　　大部分时间，古代汉语学习是枯燥、难懂的，汪维辉主张讲课要注重启发而非灌输。比如《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通常解释是“学习优秀了就去做官”，汪维辉则会引导学生思考，“优”在先秦主要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怎么解释，《诗经》里“优”怎么用。

　　通过文献查考，大家发现“优”在先秦有“有余裕”之意，这句话更合理的解释是“学习有了余力才去做官”。“学生听到这种解释，自然会觉得饶有趣味。”汪维辉说，这就叫“让语言本身说话”。

　　在他看来，汉语是历史悠久、使用人口众多、文献极为丰富且从未中断、方言差异无比纷繁复杂的重要语言，我们理应有一部规制宏大、叙述详尽的《汉语词汇史》。

　　“我这辈子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只要汉语言研究后继有人，一代代做下去，一定能达成这个目标。”汪维辉说。

　　因此，对于教书育人，他堪称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学生的论文初稿到他手里，基本都是“满篇红”返回去，学生和同行直呼“汪老师的眼睛最毒”。

　　“做语言研究，文字功底很重要。”汪维辉以莫泊桑《项链》为例，“她颤抖着打开盒子，里面空空如也”的“空空如也”一词，莫泊桑曾修改47次才定稿。总之，要把每个词和每句话都安放妥帖，文章才算写成。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平日里，不论事务有多繁忙，只要和学生有关的事，汪维辉立马放下手头工作优先处理，学生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浙大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汪维辉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说：“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件事：一是做学问要严谨，因为学术是求真的事业；二是待人要诚恳，因为人生是求善的旅程。求真与求善，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严谨治学，诚恳待人。汪维辉正透过三尺讲台，用一笔一画、一言一行，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接力棒稳稳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