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的深处，流淌着情感的底色，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担当，是“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的朴素逻辑，其本质上是一场情感的回归。

从《之江新语》读懂政绩观的情感底色

　　■ 韩安逸

　　重温《之江新语》，一篇《树立五种崇高情感》读来依然触动心弦。文章强调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感，号召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雷锋同志的幸福感、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郑培民同志的责任感、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五种情感照见的正是今天我们反复强调的——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

　　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我们不妨对照这五种情感扪心自问：面对群众诉求，有没有情怀感？面对基层苦累，有没有幸福感？面对个人得失，有没有境界感？面对发展重任，有没有责任感？面对历史检验，有没有光荣感？

　　情怀感：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1981年，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邓小平在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并非外交辞令，而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心里装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非个人的荣辱得失。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从农村包产到户到特区试验，他都坚持一个标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也道出了共产党人政绩的逻辑起点——权力的归属、政绩的指向，都在人民。

　　反观一些落马干部，在忏悔录里常写忘记了初心，实则是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儿子，而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主人。有的干部主政一方，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重大决策不调研、不论证，拍脑袋搞大广场、大雕塑，美其名曰提升形象，实则是给自己树碑立传，把城市建设当作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而真正的政绩，应当像儿子侍奉父母一样，不求回报、只求尽心。

　　幸福感：

　　“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幸福”

　　雷锋二十二岁的生命太短，却留下了数百篇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他给幸福的定义是：“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幸福。”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每月津贴只有六块钱，却攒下二百块钱捐给灾区和人民公社。有人问他快乐吗，他说：“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这种幸福感，不是占有带来的满足，而是奉献产生的充盈。

　　当下少数干部的幸福感却走偏了方向。有的把呼风唤雨当成幸福——出入前呼后拥、饭局推杯换盏、逢年过节收礼收到手软；有的把攀比晋升当成幸福——盯着岗位“排队”、算着时间“到点”、跑着关系“进步”，一旦提拔慢了就怨天尤人、消极怠工。这种幸福观必然导致政绩观的扭曲：急功近利搞“短平快”项目，只为在任期内看得见；寅吃卯粮堆泡沫数据，只为考核时过得去。但真正的幸福感，藏在老百姓的笑脸里，藏在解决一个个积压难题后的畅快里。

　　境界感：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

　　孔繁森两次援藏，历时十载。在阿里，他顶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走访牧区，把身上的毛衣脱给藏族老阿妈；在拉萨，他收养了三个地震孤儿，生活拮据时甚至去献血换钱。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1994年，他在新疆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八元六角。他的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把人民举得很高；他的境界，是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的“大爱”。

　　现实中，一些干部的“爱”却很精致。有的只对企业家笑脸相迎、对乡贤能人嘘寒问暖；有的把爱变成了“交易艺术”——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把群众路线走成了利益勾兑。孔繁森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给予”，而这些干部的爱是“计算回报的投资”。境界的落差，决定了政绩的底色：前者留下的是“老百姓的泪水和思念”，后者留下的是“一屁股烂账和骂名”。

　　责任感：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郑培民在湖南工作三十多年，从湘潭到湘西，从省委到人大，岗位几经变动，但“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条准则始终未变。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任书记期间，他爬高山、下深谷，走访了全州218个乡镇，亲手抓扶贫攻坚。他的责任感，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刻在行动里的规矩。

　　今天，“责任”二字在一些干部身上发生了异化。有的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推，宁可“不干事”也要“不出事”；有的把程序合规当成“责任到位”，文件层层转发、会议反复强调，但就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的搞“新官不理旧账”，前任留下的债务不管、遗留的问题不碰，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让后人收拾。郑培民的责任感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这些干部的责任感是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地方的发展，怕就怕这种“责任悬空”——看似层层签字，实则层层失守。

　　光荣感：

　　“人民满意是最高奖赏”

　　钱学森回国后，党和国家给予他极高荣誉，但他始终淡然处之。钱学森时常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他把群众的认可，看得比任何勋章都重。

　　当下，少数干部的光荣感却发生了位移。有的为了上级一句肯定，不惜造假、注水、粉饰；有的花钱上头条、买版面，把政绩包装成故事；还有的热衷于评先评优、挂牌子、戴帽子。他们忘了，真正的光荣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政绩的大小，最终要由人民来打分。

　　政绩观从来不是冰冷的经济指标堆砌，也不是简单的项目清单罗列。政绩观的深处，流淌着情感的底色，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担当，是“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的朴素逻辑，其本质上是一场情感的回归。回归到“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的情感坐标，回归到“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事”的价值追求。情感通了，政绩观就正了；政绩观正了，发展这条路才能走稳走远。说到底，政绩不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而是流淌在人民心中的温度。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妨先问问自己：我离这五种情感，还有多远？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