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老杭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工作。在那里，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在那间面积不大然而充满墨香的阅览室里，在为学者们服务的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不少逸闻趣事。这段经历，如今想来依旧温暖，令人难忘。

　　以元明清文学研究而著称学界的中文系徐朔方（真名徐步奎，徐朔方是笔名，笔名名气更大）先生经常来古籍阅览室查阅资料。徐先生利用最多的是浙江、江苏以及安徽、江西各地的方志，因为他当时正在撰写《晚明曲家年谱》，方志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那时图书馆的有关规定不像现在这么严格，由于徐先生要查阅的古籍品种特别多，数量特别大，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把他反锁在古籍书库里。

　　每天中午或下午下班之前，我们会主动提醒徐先生，请他从古籍书库里出来。不过有一次发生了意外，就是由于前面值班的尤钟麟老师临时有事跑开了，而那天下午前半段我刚好在馆里开会，忙别的事情，等我匆匆赶回古籍阅览室，尤老师跟我交接的时候，并没有专门告诉我徐先生被反锁在书库里，于是到了五点钟下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古籍阅览室。幸好我刚走到图书馆楼下，突然听见图书馆的同事在大声喊我，我赶紧回过头，同事急促地说，有老师在古籍书库里面拼命敲书库的大铁门，说他还在里面。我于是两步并作一步，快速回到位于五楼的古籍阅览室边上的书库，用钥匙打开了门。见到有些焦急的徐先生，我连忙道歉，他却毫无愠色，反而宽和地说：“我在书库里面，你不知道很正常嘛，现在出来就好了。”

　　那时徐先生和我都住在校园（就是现在的浙大西溪校区）附近的杭大新村，有时下班之后我会陪徐先生一同走回杭大新村。在这一段大约十分钟的回家路上，徐先生常常会跟我谈一些学术界的逸闻趣事。

　　还有，当时我在老杭大图书馆工作中经常有大量杂事，与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环境存在不小落差，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因此有时候我也会在徐先生面前流露出对前途的担忧。徐先生让我不要灰心，鼓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也可以做一点研究，写几篇文章，说这些今后终归是有用的。当徐先生知道我既对版本目录学有兴趣，也对清代学术史有兴趣时，他说他的想法是，版本目录学确实是治学的重要基础，但他不建议我专门做版本目录学，而是希望我以清代学术史研究为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研究方向比较多，并不能说以清代学术史为主。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果按照徐先生的建议集中精力研究清代学术史，那么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当然，人生没有如果。

　　徐先生生性率直，这一点在多位师友的回忆文章中均有提及，对此我也有体会。有一次我们根据馆里的安排，请经常来古籍阅览室的几位老师填写读者调查表。调查表中有一栏内容是“馆藏古籍能否满足您的需求”，大部分老师都填写了几句诸如“对我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之类的客气话，唯独徐先生只写了“勉强够用”四个字。其实徐先生的意见是较为符合实际的，随着我对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有了更加全面、详细的了解之后，更加觉得徐先生的意见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其实对于专业读者而言，全国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古籍藏书都只能说是“勉强够用”，有的更是“不够用”乃至“完全不够用”。老杭大馆藏古籍（目前浙大馆藏古籍的主要来源）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其中徐先生经常使用的方志是收藏较多的，已经算很不错了。

　　历史系的宋史大家徐规先生也是古籍阅览室的常客。徐规先生为人非常谦和，说话时带着比较浓重的温州口音，好在我基本上都能听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徐先生曾经两次被锁在图书馆的电梯当中。那时的电梯质量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也曾经被锁过几次。徐先生第一次被锁在电梯里面时，幸好他抽烟，随身带着火柴，于是他赶紧划亮火柴，看清电梯中的按钮面板后按了报警铃，最后被电梯管理员救了出来。第二次是在某天中午下班之后，我恰好和徐先生同乘一部电梯，不巧的是电梯在二楼到三楼之间突然被卡住了。情急之中，我想起电梯管理员教过自己的办法，试着按了几个按钮，电梯门竟然真的打开了，只是轿厢离地面还有约30厘米高。当时我也没有时间多想安全问题，而是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徐先生走出电梯。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有些后怕：万一操作失误出了意外，或者徐先生不慎摔倒受伤……后果真的不堪设想，那时的安全意识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好在徐先生平安无事，还连连向我道谢。

　　我在古籍阅览室还有幸结识了历史系倪士毅先生。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诂经精舍的若干问题，他对相关书目、人物相当熟悉，如数家珍，并且和蔼谦逊，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令我十分感动的是，虽然我跟倪先生并无深交，而且我是晚辈中的晚辈，但是当他在原有讲稿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暨教材《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出版之后，那时业已年逾八旬的倪先生手持该书，走楼梯来到位于五楼的我家中，非常客气地将大作赠送给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近年先后有两家出版社获悉我长期给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讲授“目录学”课程，曾主动联系过我，约我写一本关于目录学通论的教材。我婉言谢绝了，除了诸事繁多，精力有限，况且已经有一本关于古典文献学通论的教材撰写任务在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倪先生的同类教材水平颇高，自己恐怕很难超越。不同于徐朔方先生和古籍研究所沈文倬先生等曾经多次建议我专攻清代学术史（当然是替我考虑），倪先生和徐规先生等总是鼓励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文献学领域，同时提示我可以多关注浙江地方文化。近年来我在两浙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用力较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也受到了倪先生等的影响。

　　历史系的黄时鉴先生当时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他也不搞特殊化。黄先生当时已经是研究元史和中西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因此有时也需要查阅线装古籍，不过却极少麻烦他人。我记得只有一次，他由于工作繁忙，托我代为查询了一条资料，其余情况下他都是亲自到馆查阅，并且从未提出“将线装古籍借回家”“延长阅览时间”这类让工作人员为难的要求。

　　当时常来古籍阅览室的还有古籍研究所的雪克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曾协助图书馆到各地采选大量善本古籍，还依托镇馆之宝孙诒让稿本以及孙诒让批校本，完成了多项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雪先生对馆藏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读者，他每次来从不翻查卡片或书本目录，而是直接报出所需古籍的书名。有一次我查完卡片后，告知他那本书馆里没有，他却坚持说“肯定有”。当时我可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觉得自己对馆藏古籍同样很熟悉，坚持说“肯定没有”。雪先生于是提出他自己去古籍书库寻找，没过多久，他便找到了那本书。后来我仔细核对后才发现，是卡片分类时出现了差错。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雪先生对馆藏古籍早已烂熟于胸。

　　古籍研究所的刘操南先生来古籍阅览室的次数虽然不算太多，但与多数老先生重点关注经部、史部、集部古籍不同，刘先生查阅的往往是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子部古籍。刘先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他对母校和竺可桢老校长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堪称“求是赤子”！我当时对刘先生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情感受特别深，真的令人动容。并且，刘先生古诗吟诵十分拿手，学识渊博，善于言谈，精通骈文，杭州景区的一些碑文就出自刘先生之手。

　　中文系的王荣初先生当时已经退休多年，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来古籍阅览室。王先生说他要努力完成“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生前交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对夏先生的《词林系年》这一部重要著作进行增补。他辛苦查阅大量资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完成夏先生的遗愿和嘱托，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已经很难有人能够全心全意地真正做到（当然很多情况下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

　　当时来古籍阅览室比较多的，还有历史系的龚延明先生（后来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何忠礼先生、梁太济先生、仓修良先生，中文系的邵海清先生、廖可斌先生，古籍研究所的崔富章先生、方建新先生，哲学系的洪波先生等。中文系的洪湛侯先生和历史系的杨渭生先生曾经长期在老杭大图书馆工作，他们两位反而不常来古籍阅览室，大概他们在馆里工作时，已经把古籍书库中的那些“宝贝”牢记心头了。

　　校外读者也不乏其人，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梦生先生（毕业于老杭大中文系）、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道勤先生（后来调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寿勤泽先生（毕业于老杭大古籍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吉军先生（毕业于老杭大历史系）、中国美术学院的任道斌先生等，都曾到古籍阅览室查过资料。他们后来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成就。

　　古籍阅览室里也常有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王宏理（毕业后先在浙江省博物馆供职，后来调到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任教授）。他精通书法，当他看到古籍阅览室门口还没有任何标识后，便主动提出由他来题写“古籍阅览室”五个字（竖行）。他在宣纸上采用竖体字写好之后，尤钟麟老师和我请图书馆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林崇煌老师将其裱在古籍阅览室的木门上，从而增添了书香气息，同时也便于首次来古籍阅览室的读者马上就能找到地方。可惜后来随着古籍阅览室大规模改扩建（2012年重新修缮后的古籍阅览室成了西溪校区十大文化景观之一，再后来的2020年底搬到位于浙大紫金港校区西区的图书馆古籍馆，硬件设施上了几个台阶，跟老杭大的古籍阅览室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张字体清隽雅致的题字早已找不到了。

　　上面提到的多位老先生已经作古，不过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或许这也是我虽然离开图书馆回到自己毕业的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任教已经超过三十年，但始终与全国图书馆古籍界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