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吴佳钰

　　漆书墨痕如古碑断文，在宣纸上凿出时间的沟壑。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不少游客来到西湖边的浙江美术馆，打卡“山林气象——金农特展”。在展厅里，那位“百年大布衣”仿佛正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全国20家文博单位的200余件书画精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金农的“山林气象”。

　　金农，号冬心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博学多才，金石、书画、诗文，无一不精。他是“扬州八怪”之首，却自称“如来最小弟”；他衰年变法，以“漆书”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令人瞩目的印记；他50岁后才开始学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让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师赞不绝口。

　　走近金农，会发现他的世界仿佛是“逆向”的：仕途向左，他向右；风尚向南，他独向北。当我们步入金农专题性最强、规模最大的展览时，也像是与这个孤傲的灵魂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

　　身处俗世 心慕山林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金农《风雨归舟图轴》，来自苏州博物馆的《香林扫塔图轴》，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花卉册（八开之一）》……

　　在展厅琳琅满目的书画中，我们发现金农钤于其上的印章和落款有点“不一样”。

　　39岁前，他的落款均为“金司农”，款印则有“金司农”“寿田”“江湖听雨翁”等。39岁后，他的落款却都为“农”。

　　金司农是怎么变成金农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惇说，这和金农39岁前的境遇有关。

　　金农17岁习诗，以诗闻名江南士林，得到诗坛名宿毛奇龄、朱彝尊的赏识，师从著名学者何焯。

　　没想到，30岁时，金农的父亲去世，他因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同一年，老师何焯也失势，他深感前途未卜。这段时间，金农还大病一场，生活艰辛。35岁时，金农来到扬州以卖诗文、书法为生计。

　　“司农”一名起源于上古时期掌管农业生产的农官。长辈给金农取这个名，是对他考取功名寄予期望。然而，金农一生应试未第。

　　“都已经食不果腹了，别人还整天叫你‘金部长’，心里听着能好受吗？” 黄惇打了个比方。

　　从金农这一时期所用的闲章看，如“江湖听雨翁”“与林处士同邑”“布衣三老”“纸裘老生”等，都含有漂泊、流浪、隐士、贫寒的意蕴，无不反映出金农的人生追求正与“司农梦”背道而驰，并迫使他通过更名，从无望的仕途憧憬中回归现实。

　　特立高标的品行，让金农不愿为前人所束缚，人到中年，他开始游历四方，“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之邦”。交友游历之趣，铸就了其旷达的情怀。即便后来寓居扬州卖书画为生，他也“如鱼得水”。

　　在清代朱克敬所撰的《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酒令故事。

　　在扬州时，当地盐商仰慕金农大名，常常竞相宴请他。一日，金农应邀前往某盐商的平山堂赴宴。席间为助雅兴，宾客相约以诗中意象“飞红”为酒令赋诗一句。盐商腹中少墨水，轮到出令，苦思冥想，勉强吟出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

　　语音刚落，四座哗然。众所周知柳絮乃白色，何来“片片红”？来宾中除金农外，个个捧腹大笑。幸亏，金农急中生智，现编绝句替该盐商解围：“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原来，柳絮的红是因夕阳映照。盐商保住了面子，第二天更以千金馈谢金农。

　　回头看，隐与仕的选择困扰了金农一生。他身处市井俗世，却心慕山林气象。长期流寓商业繁华扬州的金农，以卖画为生，书画却殊具金石气，文心禅意，冷隽孤绝。

　　渴笔八分 书法奇绝

　　“蓄鱼于树鸟栖泉，物性相违便倒颠。”

　　金农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不拘传统的艺术追求。这在他的书法创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金农所处的时代，当时社会主流的书法风尚及审美观念仍是帖学，而非碑学。金农的漆书则被认为是清代碑学兴起的关键先驱，这一实践为后来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碑学大家铺平了道路，最终促成了清代书法从“帖学”向“碑学”的根本性转向。漆书中体现的“大巧若拙”的哲学意蕴，更是让后世吴昌硕等大家对金农书法推崇备至。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表达，也为后世书法家提供了突破传统、追求个性表达的经典案例。

　　扬州的书法风貌是多元的。社会风情的变化，商业的空前活跃，使扬州人的审美观念产生剧变，传统的书法审美体系也随之波动——人们接受新奇、时尚的能力日渐突出。

　　金农，便是这种“新”与“奇”的杰出代表。

　　展厅中，观众对一副“门无庭有”五言联赞叹不已。其上所书“门无闲造请，庭有好风日”，取自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描绘出远离尘嚣、恬淡安闲的生活意境。这正是金农用“漆书”所写的。

　　“漆书”这一称谓，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从元代篆刻家吾丘衍的《三十五举》中，我们可以看出“漆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竹硬漆腻”的效果，二是有头粗尾细的表征。

　　金农的“漆书”则有自己的艺术创造。正如他在《飞白歌》中写的“用笔似帚却非帚”“银机乱吐冰蚕丝”。

　　从展厅的漆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农刻意加粗了横画，突出笔锋偏扁的夸张性，有着“倒薤”式的露锋笔痕。在用墨方面，他也向墨浓、笔渴而着力，笔画浓而涩出“飞白”，从而拉开与汉隶的距离，进一步跳出传统而独具新面。

　　顺着这一特色，金农晚年又在“漆书”的基础上，创造了“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

　　“八分”即隶书。表面看来，“渴笔八分”与“漆书”并无二致。但与一般“漆书”相比，“渴笔八分”更具清瘦洒落的风姿，不像“漆书”那样丰沉方劲，用笔多涩拙笔触，笔画中有枯白，故名“渴笔八分”。

　　金农如何创作出独步天下的书法？就像武侠小说中，主角掉入山洞，找到失传已久的武林秘籍一样，金农也有自己的书法“秘籍”。

　　金农用隶书临摹的《西岳华山庙碑》，就道出了他的“进阶之路”。

　　传世的《西岳华山庙碑》原石拓本共有四本，其中的顺德本，原属于金农，现在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金农对这一拓本珍爱有加，在得到之后反复观摩临习，曾沿字体笔画的两侧外沿摹写空心字。

　　如果将金农所有临习《西岳华山庙碑》的作品，按年代顺序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农每一时期对自己书法的变革，都是以《西岳华山庙碑》为原型。难怪金农自己也说“华山片石是吾师”。

　　满头鹤发的黄惇感叹：“这些隶书‘毛飒飒’的，充满了金石气，有清一代没有人能超过金农。”

　　可以说，金农知变，“善变”，更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的书法既新奇，又古拙，他一生都在为创造自己的鲜明风格而不懈努力，直至从心之年。

　　相思一点 金农归杭

　　现代人总有年龄焦虑，其实，任何时候开始学习、探索都不晚。

　　以金农为例，自称50岁以后才学画，60岁以后才学画竹。无心插柳柳成荫，硬是凭借自己的“业余爱好”，成为清代画坛的一代名家。他既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基本功训练，其画作也没有明显师承，因而他的创作多是不拘于成法的任意挥洒。当然，这对已深具传统笔墨功力的金农来说，也算是摆脱了一些定式的束缚。他因此成为文人画新境界开拓者的代表。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名家，都从金农的书画中寻得启示、汲取营养。

　　故宫博物院藏的金农《梅花页》，朵朵梅花密而有层次，富有生机。金农用大片水墨涂出枝干，圈点花朵，别有一种古雅朴拙的风趣。

　　其实，金农作画最初就是从画梅开始。梅花是他最为钟爱的绘画母题之一，也是他绘画成就最高的领域。

　　金农笔下的梅花，总是力求不与人同——汪士慎画繁梅，高翔画疏梅，他就画“不疏不繁之梅”。而且，他自认为画的只是野梅，而不是官梅。他的梅花，往往捎带人事、暗喻心境、由梅及人、发人遐思。

　　有趣的是，在“山林气象——金农特展”展出的这幅《梅花页》，画的正是杭州西溪的野梅。

　　在“扬州八怪”中，金农是诗文集最多的一位。诗人本色赋予他的绘画造意新颖、内涵渊雅。一幅寻常题材的画，经他诗笔题跋点染，精神意趣陡然提升，“画有可不款题者，惟冬心先生画不可无题”，画中长题成为金农的特色，世称“金长题”。

　　《自画像轴》同样与杭州有关，作于金农73岁时。

　　画中，金农身着布衣，持杖侧身而立。浓密的长髯、细细的发辫、矍铄的双目，将他奇倔傲世的性格刻画出来。这幅画，是为了送给远在杭州的老友丁敬而作。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原本是宋元之际词人张炎的词句，用以倾诉漂泊孤愁与相思之苦。1758年，丁敬为客居扬州的金农刻了这方印，以表达对老友思念；第二年，金农在扬州画了这幅自画像远寄丁敬。画跋中说，五年不见，教我如何不想你！他日待我回杭州，一定要与你携手登山，我仍然保持着“山林气象”。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两位老男人之间的友情，几百年以后依然打动我们。于金农而言，他思念丁敬，实质是对故乡杭州的魂牵梦绕。他的众多别号中有不少与杭州故里相关，如“稽留山民”“曲江外史”“耻春翁”“金牛湖上诗老”等。

　　金农怀念当年他与丁敬、杭世骏、厉鹗、全祖望、陈章等一拨人的“少年游”，怀念曾经携手翻过杭州无数个山头，登高啸咏、临风把酒、叩谒前贤、畅想功名，怀念当年在杭城候潮门、万松岭、南屏山一带被称之为“城南诗国”中的他们。

　　260多年前，“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从扬州启程，一路护送业师金农的灵柩，归葬于临平黄鹤山。如今，在金农曾居住的杭州候潮门外，他的艺术精品齐聚一堂。这既是故乡人对这位艺术前贤的深深敬意与告慰，亦象征着冬心先生以“山林气象”为旨归的艺术精神，在当下重归故里。

　　（本版图片均由浙江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