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千莹 通讯员 王蕊 江晨

　　初会谢立平，是在医院诊室。

　　不久前的第45届国际泌尿外科大会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终身教授及泌尿外科名誉主任谢立平作为首位获奖华人、全球第19位获奖者，接受了2025年菲利克斯·盖恩奖。

　　这是一项专门表彰在全球泌尿外科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推动学科发展的顶尖学者的荣誉，尤其看重获奖者长期积累的系统性贡献，被誉为该领域的“终身成就标杆”。

　　上午最后一位病人走出诊室，我推门进入，一睹这位国际专家的真容。

　　谢立平抬头示意我稍等，然后继续指导身旁两位年轻医生收尾上午的问诊工作，要求他们将症状描述精确详尽，一个字都不能错。

　　与想象中专门解决疑难杂症的专家不同，谢立平对这些基础的、高重复性的琐碎工作，总是一丝不苟。

　　在和他的学生、同事聊过后，我才知道，谢立平是个很能“抠细节”的人。

　　他从没把自己视为“大专家”。在他看来，医学，就是去不断尝试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而答案往往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之中。

　　求解生命方程

　　对于患者而言，他们并不知晓，走廊尽头诊室内坐着的那位医生在国际上有多高的成就。他们只知道，“那位医生很厉害，能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

　　谢立平的午饭时间常常不稳定，尽管采访约在上午的门诊结束之后，他仍然时不时看一眼挂号系统，检查有没有临时加号来的患者。

　　接诊时，谢立平常是不苟言笑的，只有听见患者康复时例外。一天，一位60岁左右的患者掏出一张照片：“我爸91岁了，他当年的手术就是您做的，要我给您带句话，手术做完非常舒服，现在状况特别好。”

　　“不管业内成就多高，我始终是一名医生。”谢立平说，患者的康复就是对他最好的赞誉。

　　但很少有人知道，谢立平一开始并不打算从医。

　　谢立平的父母都是南京人。籍贯南京的他，在杭州临平出生，后来又随父母移居衢州，在衢州长大。

　　作为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届考生，16岁的谢立平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满怀对未来的期待。

　　分地区初试中，谢立平凭着衢州市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突出重围。从小喜欢钻研数学难题的他，毫不犹豫地把前三个志愿都填成了数学系。

　　浙江省统考前一晚，谢立平激动得睡不着觉。第二天，睡过头的谢立平慌乱地骑着自行车，从五里外的黄沙路赶到考场，却因为迟到，在自己最擅长的数学考试中发挥失常。

　　“剩下的科目都不想考了。”泄气的谢立平，在衢州一中班主任池宏雄和年级组长汪剑虹的鼓励下，坚持完成了剩余科目的考试。录取结果出来后，他一个人跑到衢州丰源湖边，静静坐了很久。

　　最后，他还是决定接受并不心仪的志愿——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没关系，学医的时候还可以学数学，得先有个学上。”当时谁都不知道，等又一个年头过去，是否真的还有参加高考的机会。谢立平决定，先把握住当前时机。

　　不料，就是这一瞬的念头，让他遇见了此后一生热爱的事业。

　　医学兴趣的萌发，源于他在病理学学习中发现的数学身影：可以根据病理变化推测症状体征的产生，以及推测疾病的演变。这种有点像“破案推理”的过程，让他以极高的热情迅速投入专业学习。

　　“学习形态学，要依靠观察实物和图像，而不是只靠文字描述。”在中国法医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徐英含教授的点拨下，谢立平开始用一种“解题思维”投入医学的学习，并在此后迅速显现出惊人天赋。

　　这种思维，也伴随他走过此后多年的医学生涯。

　　20世纪90年代，前列腺增生手术的“金标准”是欧美发明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其器械主要由德国发明。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的泌尿外科术式和器械都来自欧美国家，中国医生很少提出“创新”。

　　尽管现有术式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够用，且大部分医生也都是这样做的，谢立平却并不满足于现状——

　　“金标准”又如何？还是不够好。

　　1991年1月6日——多年后，谢立平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这天起，他在浙大一院的支持下，远赴在泌尿外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寻求答案。

　　攻读难度极大的德国医学博士学位，谢立平只用了不到三年。

　　其间，他每天泡在实验室超过14个小时。回忆起那段枯燥而高强度的日子，谢立平的语气里丝毫没有抱怨或疲倦：“就是不停地做实验，做出一点结果就验证，没有停下来的时刻。”

　　德国学位实行6分制，1分为最高。归心似箭的谢立平，用一环接一环不间断的解题速度，以论文审核与答辩“双1分”的优异成绩，取得了德国基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德国行医执照，成为课题组9位博士生中第一个毕业的人，其余8位都是德国人。

　　“这大概是我那三年最开心的瞬间。”

　　兴奋的谢立平，在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第二天，就订好了回国的机票。他急切地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为国内患者解除病痛。

　　医学的“解题”之路远比想象中漫长。

　　如何突破“金标准”？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此后无数次手术台前的凝神中，才逐渐清晰、成形。

　　在有解中求更优解

　　显示屏上，一支纽扣式电极经过狭长的尿道，被送入体积大约100毫升大小的前列腺。谢立平目光专注，操纵着电极，移向那层肉眼几不可见的外科包膜缝隙。

　　“5点方向、7点方向、12点方向……”

　　小小的电极不断向前推进。不一会儿，增生的前列腺组织被完整剥离下来。监视器上，视野清晰，不见一点出血。

　　这个过程像剥掉生鸡蛋外面的蛋壳、留下内层薄膜。不同的是，这场手术中，“蛋壳”必须完好无损。

　　外科的创新，就在这毫厘之间发生。

　　“正常人的前列腺就像一个肉薄皮厚的金橘，橘肉部分叫移行带，橘皮部分叫外周带。”谢立平打了个通俗的比方，良性前列腺增生发生在“橘肉”的部分，而70%~75%的前列腺恶性肿瘤——前列腺癌发生在“橘子皮”的部分。前列腺癌手术要同时摘掉整个“橘子”，而良性前列腺增生手术只要去除增生的“橘子肉”，这两种手术完全不同。

　　当时，最经典的开放手术，要刮“肉”留“皮”，徒手将增生部分抠出，不仅出血量极大，病人也非常痛苦。即使是当时被称为国际“金标准”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也存在术中出血多、“刨”不干净、恢复时间长、并发症多等问题。

　　谢立平并不满足于这个已得到国内外众多同行认可的解法。

　　患者能不能体验感更好？并发症能不能再减少？术式能不能更简单？这些问题日夜萦绕他心头。

　　在夜以继日的手术中，谢立平从不起眼的手术工具中得到了灵感。一次手术中，他正用纽扣式电极进行手术，在“橘子肉”和“橘子皮”间碰了一下，“橘子肉”却突然裂开了。

　　“这不就是天然的缝隙吗？”谢立平很兴奋，不用人为切割，意味着出血量将大大减少。他小心翼翼地沿着“橘子皮”，用纽扣式电极把前列腺增生的部分慢慢剥离下来，那枚小小的“纽扣”一边推进，一边像熨斗一样封住了血管。

　　“成功了！”那场手术中在场围观的其他医生，都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

　　新的术式，让手术时长较之前缩短超过50%，极大减少出血量与患者痛苦，患者住院时间也从5至7天压缩至3天左右。除国内外，如今，该术式也被推广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多个国家。

　　由于使用的等离子电极就像一粒纽扣，这项优雅的微创术式，被国内外同行称为——“纽扣手术”。

　　经尿道前列腺汽化剜切术（TVERP）与经尿道前列腺汽化剜除术（TVEP）——这两种2011年在国际首创的创新术式，已被写入中国最权威的泌尿外科专著《吴阶平泌尿外科学》，并在2024年获得国际泌尿外科学会“卓越创新手术奖”，相关技术论文在次年于泌尿外科国际权威期刊《腔镜泌尿外科杂志》（Journal of Endourology）发表。

　　创新的脚步不止于此。谢立平坚信，没有最优解，只有更优解。

　　在“纽扣手术”的基础上，谢立平继续向前进发。

　　“前列腺是有弧度的，能不能做个类似‘曲辕犁’、契合前列腺弧度的多功能工具？”

　　“前列腺增生组织剜除后，取出膀胱内的剜除组织要用粉碎器边吸边绞，一旦吸到膀胱内壁容易造成膀胱损伤。那么，能不能通过控制膀胱内的灌注液压力来维持一个安全的膀胱容量空间，以保证操作的安全性呢？”

　　带着无数台手术中冒出的思考，集剜除、电凝、汽化和切割于一体的多功能前列腺剜除器“大禹刀”，以及智能组织刨削系统“澜鲸”诞生。前列腺增生的“无血手术”成了现实。

　　“大禹父亲治水用堵，大禹用堵疏结合，前列腺增生梗阻的治疗要疏堵兼顾。蓝鲸体形巨大但不会伤人，就像组织粉碎机不会伤到膀胱一样。”讲解起名思路时，谢立平的眼中总是闪着兴奋的光芒。

　　多年来，他已经发明了十几种技术与工具，均为解决临床痛点问题的创新技术。闲暇时，谢立平爱看历史书和刑侦剧。彼时，他的确成了一名高明的“侦探”，在手术的蛛丝马迹间，寻找着“破案”的线索。

　　传授解题之道

　　采访时，谢立平给我展示了一个100多人的大群，群成员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二、第三代学生。

　　国际泌尿外科学会最高荣誉首位获奖华人、“纽扣手术”发明者、泌尿外科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标签中，除了“医生”，“谢老师”是谢立平最喜欢的身份。

　　“哪怕一天工作24个小时，我能治好的病人仍然是有限的。”作为中国泌尿外科国际化的领头人之一，谢立平的语气中总是带着当年归国时的使命感。在高强度的工作时长之外，培育更多好医生，成了他新的人生目标之一。

　　这些年来，他一共培养了135名在读或毕业的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之中，既有国内泌尿外科的顶尖专家，也有走向世界的国家代表，还有尚处求学阶段的研究生。但重要的是，他们都共享一种从谢立平处习得的、对待医学踏实严谨的态度——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浙大一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弘是谢立平带出的博士生，毕业留院后跟老师一同做手术时，他常常感受到这种一丝不苟。

　　“切下来的组织有多重？我们一般直接估算一下。但他买了一个电子秤，来记下确切数据。”与谢立平同做手术时，陈弘总能发现一个又一个被忽略的小细节。

　　“器械怎么摆放，拿的时候可以更加顺手？一定要用棉球而不是徒手来涂润滑油……”外科手术，常被形容为“在刀尖上跳舞”，容不得一点差错。对每一处细节，谢立平总是“一抠再抠”。

　　精准是没有极限的——这句谢立平挂在嘴边的话，正是他对医学的态度。

　　大至术式创新，小至病例撰写，谢立平重视每一件“小事”。每当收到病人的感谢时，谢立平总是摆摆手说“这是小事”，可谈到专业细节时，他立刻正色，说“医学无小事”。

　　如今已是国际泌尿外科学会研究委员会委员、浙大一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的刘犇回忆起初来科室的情景，仍对谢立平对完美的极致追求记忆犹新。

　　20年前的一场膀胱肿瘤切除手术中，谢立平要求刘犇在内的医生们增加一个动作——在肿瘤周边标记一圈，确定手术切除的范围。而一般的做法是直接用电切环切掉肿瘤组织，然后在伤口周围电凝止血。

　　“如果操作不够熟练，很容易留下肿瘤残余，而用标记定位之后，就能最大程度保证肿瘤及周围组织的完整切除，从而让手术更加精准。”刘犇感慨，“这个动作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但当时没人有这个意识，只有谢老师，总能比别人多想一步。”

　　自谢立平2007年担任浙大一院泌尿外科主任以来，浙大一院泌尿外科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余项，并在2018年通过验收，成为泌尿外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同时与多所国外知名医学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关系。这一切，与科室互助友好的氛围密不可分。

　　谈起学生们，谢立平总是满眼笑意：“他们年轻人都做得很好的。”在学生面前严肃的他，背后却从不吝啬夸奖。

　　“和学生讨论他们的课题，探讨怎样一起把这些想法变成一个很好的科学问题，或者变成一个产品、一个技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寻路、认路、赶路、带路。

　　谢立平用这几个词来概括自己此前的人生。

　　采访最后，我问：“那现在呢？”

　　这位刚刚站上世界领奖台的专家，笑得格外豁达：“如今，我也该给更优秀的年轻人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