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推进、生育率走低,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现象愈发凸显
乡村教育如何转型
本报记者 翁杰 郑巍 竺佳
■ 本报记者 翁杰 郑巍 竺佳
学期末,放学铃声响起,余姚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四明山校区四年级教室里,只有两名学生。班主任毛老师站在讲台前,像往常一样和同学们告别。“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课就得好好上。”说这话时,她声音平静。
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周。几乎同一时间,一辆黄色公交车正沿盘山公路前行,送10名放学的孩子回到大山深处。他们都是宁海县深甽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从本学期起,他们原本就读的马岙小学被撤并。
这两个画面,是当下宁波乃至浙江许多乡村学校的缩影。琅琅读书声在山乡之间渐渐变轻、变少。记者调查发现,近10年来,宁波的乡村小学减少了近百所,学生少了两成多。从全省来看,农村小规模学校已减至150所,成为全国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在不少偏远乡镇,一所学校的学生往往不到50人。
这背后,是牵挂自家孩子的农村父母的心。他们的孩子该去哪里读书?乡村学校何去何从?我们探访一所所乡村学校,寻找答案。
一场静默的城乡变迁
寻找答案,首先要直面一个大趋势:这些年来,大量浙江农村人口已迁到城市和乡镇。以宁波为例,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当地城镇化率已达到80.9%。一方面,农村年轻劳动力因就业机会离开家乡;另一方面,全国性的低生育率趋势也对农村产生了影响。
在山地众多的宁海,年户籍出生人口已从2017年的7376人降至目前的3000余人,乡镇特别是偏远山乡在这轮人口结构变迁中首当其冲。全县义务教育阶段63.5%的学生集中在城区学校,而乡镇农村学校仅占36.5%。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余姚四明山区,四明山镇中心小学有五六十人,大岚镇中心小学有40多名孩子,鹿亭乡中心小学只剩10名学生。这些孩子多为留守儿童,日常由爷爷奶奶照看。
这3所学校何去何从?对此,余姚市教育部门并没有“一刀切”——
鹿亭乡中心小学是否撤并的选择权,交给了最相关的45名村民。最终,大家通过投票决定撤并。其中7名孩子被妥善安排到山外条件更好的小学寄宿,另外3名孩子到父母工作地就读。
另两所学校,政府征求220名村民意愿后发现,大多数人希望学校留下来,便顺应民意“想办法让留下来的学校变得更好”。
于是,余姚让城里的好学校与山里的小学“集团化”办学:东风小学牵手四明山镇中心小学,余姚第一实验小学帮扶大岚镇中心小学。城里的教师定期进山上课,山里的教师也能进城学习,两地的孩子还通过网络一起上课。
“将选择权交给村民,既体现了基层民主,更是将决策焦点从‘学校的去留’转向‘学生的未来’。”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佳分析,乡村教育的振兴,绝非机械式保留所有校舍,而应秉持“精准施策”原则。
不过,现实的各种问题并不简单。举个例子,宁海县长街镇隔洋塘村,与宁海陆地隔海相望,就像是置身象山县内的一块“飞地”。以往,隔洋塘村的孩子们坐渡轮到对岸的岳井小学上学。去年9月,岳井小学被撤并,渡轮也停了。
这道跨行政区划的难题,最终靠一份联合公函化解。在市教育局统筹下,宁海与象山两地教育部门协商后明确:隔洋塘村的孩子们可自愿选择进入宁海长街镇的学校住宿,或就近入读象山新桥、定塘的学校,并享受同等待遇。“没想到,两个县能为我们村的孩子这么快打开新路。”村民的感慨中,有安心,更有暖意。
师资、课程与技术的重塑
学校保留下来后,最大的难题,就在教师身上:一面是部分乡村校园里的教室空置,一面是城区教室面临扩容压力。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队伍,如何在人口“潮汐”中重新布局,成为无法回避的考题。
在奉化松岙镇,一个新路径正在探索中形成:镇初中的8位教师,这学期开始“兼职”当小学老师。他们走进松岙小学的教室,教授英语、科学、美术等课程,小学教师紧缺的难题得到缓解。中学教师和小学教师还结成对子,互相听课、一起备课。
“以前我们音体美教师人手不够,课都开不齐。现在有了‘共享教师’,孩子们的选择多了,课堂也活了。”松岙小学有关负责人说。
更大的支持来自宁波全市层面的“强师”计划。自2016年起,宁波启动两轮针对乡村教师的专项培训计划。其中的一个核心举措是组建市级“名师工作室”,由城区顶尖教师领衔,定期深入山区海岛学校,开展沉浸式教研指导。
宁波市名师、海曙区教研室副主任叶青,就是一位典型代表。她常常在山区学校一住就是数日,与乡村教师共同备课研课,将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带到乡村一线课堂。
这种“带上来”与“沉下去”相结合的机制,效果正在显现。象山新桥学校教师陈奚露,在加入名师工作室并参与10多次教研后感慨地说:“视野和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如今,宁波已在乡村学校建立118个教师培训基地,实现乡镇全覆盖。下一步,要重点转向培养乡村校长与骨干教师,着力打造一批能带动一方的“领头雁”。
稳住乡村教师队伍,也是全省的共同课题。早在2015年,浙江就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定向培养、定向招聘”方式,为偏远地区输送本土化教师。
同时,政策在职称、荣誉、津贴上明显向乡村教师倾斜。“这些政策让我们感到被重视,留下来发展更有奔头。”一位在山区任教15年的教师说。
政策留住了人,而如何让课堂“活”起来,则考验着各地统筹教育资源的智慧。在宁波市教育局积极推动下,一批在甬高校等社会力量被引入乡村教育一线。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宁波市教育局统筹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等高校,以公益送课形式,将机器人、编程等前沿科技课程系统送入偏远薄弱乡村学校。截至目前,此类“送课上门”已覆盖20所乡村学校,受益师生超过5000人次。这不仅有效填补了部分乡村学校科技教育资源的空白,更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下探索未来、拥抱创新的种子。
除了好老师,一根网线也成为改变乡村教育面貌的重要力量。在宁波,许多乡村学校教室里都有一块大屏幕。通过它,山里的孩子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上一堂课。余姚让山区孩子通过VR设备“走进”城区的科学博物馆;海曙的名师课程,可以同步传输到四明山深处的课堂。
这背后,是浙江全域推进的“互联网+义务教育”工程。自2019年工程投入以来,以城乡同步课堂、远程专递课堂、教师网络研修、名师网络课堂为主要形式,实现乡村学校互联网+结对全覆盖。
在宁波市江北区实验中学,每周都有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的“远距同步课堂”,屏幕的另一端有位于慈城镇的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有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洪塘中学,还有温州市永嘉县水云学校。“我们从2019年开始探索,不同学校的师生通过屏幕一起思考与探讨,犹如坐在同一个教室学习。”江北区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凌波说。
据统计,全省参与城乡同步课堂的学生已超过百万,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时代的“教育红利”。
传统中心城区、山区县、海岛县教育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破题之策也并不单一,需要构建一套组合策略。为此,浙江通过融合型、共建型和协作型三种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模式,促进山区海岛县师资力量发展的“定向培养、定向培训、定向评聘”等方式,以及“城校+乡校”“强校+弱校”“名校+新校”等集团化办学模式,多路并进,从机制上系统性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推动城乡教育各美其美
对每一所乡村学校的去留,浙江秉持着同一个价值判断:该合并时,稳妥地送孩子去更广阔的天地;能保留时,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出特色。
在此基础上,浙江正在构建的这种新型城乡教育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支援”或“反哺”,追求的是城乡教育在深度融合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在调查一开始,看着变空、变小的乡村学校,记者的心绪有些复杂:既有对孩子走出去的欣慰,也有对乡土文化赓续的担忧。
好在,孩子们的变化悄然抚平了我们的种种忧虑。在淳安,有70余年办校历史的鸠坑乡中心小学完成了撤并,26名孩子沿盘山路走出了大山。起初,四年级的钱佳蕙在新宿舍掉眼泪,想念分开的好友。一个学年后,她就找到了与自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小伙伴。
更大的变化在足球场——曾经鸠坑乡中心小学的体育教师姚子潇为“凑出一支足球队”而发愁,如今来到威坪镇小学后,他带领女子足球队在淳安县小学生足球比赛中拿下女子组金奖。转校过来的六年级老队员胡念依特别开心,这是她第一次跟着女子足球队到县里比赛。拿下金奖,对孩子来说特别珍贵。
一场关于告别的忐忑,最终用成长与荣誉写就了答卷。
在这场变革中,孩子们展露笑颜,那些因生源减少而空置的校舍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浙江许多乡镇,它们并未被简单废弃,而是被因地制宜转化为“研学基地”“乡村少年宫”或“劳动实践场所”。在景宁,原大均乡中心小学被改造为集水域救援、畲陶工坊、农耕体验于一体的“大均行知研训学校”,成为全县学生就近开展实践教育的生动课堂。
更重要的是,乡村学校也在培育自己的教育新优势。在鄞州云龙镇,劳动课就在学校的菜地里。孩子们自己动手种菜,观察植物生长,学习生态知识;在宁海前童镇,学校用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前童元宵行会”这一乡土资源,依据国家课程要求系统开发,开设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孩子们学着画抬阁、做灯笼,在笔墨与旋律中感受祖辈传下来的文化。
从全省来看,浙江正在构建的这种新型城乡教育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支援”或“反哺”,追求的是城乡教育在深度融合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在地化”教育在浙江的乡村学校中蔚然成风。在安吉,许多乡村小学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课程,开设生态观察、竹林探秘等特色课,孩子们是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小小见证者和记录者。在嵊州,越剧故乡的学校把戏曲基本功训练纳入体育课,把剧本创作融入语文课,让传统文化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这些“乡土课”让孩子们更爱家乡,也让学校在社区里有了新角色。
这并非一场告别,而是一次深刻的重逢——让教育与每个孩子的未来重逢,与乡土传承的价值重逢。最终,回应好实现好人们对公平优质教育的美好期待。
这条路,仍需一步一步,扎实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