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作为人大代表在履职中，呼吁关注当代母亲在家庭责任与育儿过程中普遍体验到的“过载”与“孤独”状态，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网上有个段子，说很多女人当了妈后，才深刻理解了“父爱如山”——意思就是，作为家庭重要角色一员的父亲，在育儿过程中却像山一样杵在那儿，啥也不干。

　　“父爱如山”的调侃背后是时下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母职孤独”。“母职孤独”不是指母亲在物理空间上的孤立，而是指在家庭育儿与家务分工中，母亲因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重担，而感受到的情感上的孤立、压力超载与价值被忽视的综合状态。

　　母职何以孤独？

　　母职，顾名思义，是指作为母亲的女性所要承担的职责，它涵盖了生育、抚养、教育子女等多方面内容。“母职”这个概念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最早提及的，他认为母爱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为人妻为人母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角色，这一观点被视为“母职”概念的早期源头。岁月变迁，“母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其内容不断更新，但这样的传统观念却一脉相承——育儿、照顾家庭是母亲的“私事”。

　　母职的孤独首先来自父职的缺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照进家庭生活的现实，就是很多父亲回到家就两手一摊，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打游戏，育儿只是辅助。而很多母亲则在职场打拼之余，还要独自面对抚养孩子的一地鸡毛。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母亲承担孩子日常生活照料的比例高达76.1%。这意味着，在超过四分之三的家庭事务里，孩子的吃喝拉撒、哭闹生病，都默认是妈妈一个人的事。而她们做家务和照料家人的时间，平均每天是154分钟，是男性的两倍。

　　从福利社会学视角看，母职孤独还源于育儿责任的“家庭私人化”与育儿公共性的缺失。育儿不仅是家庭的私人事务，更是关系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公共事务，社会要承担起相应的公共服务责任，为家庭育儿提供支撑。比如母亲们不仅需要物质支持，更需要专业的育儿指导、心理疏导服务。如果公共服务体系在育儿领域的供给不够，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让育儿责任完全压在家庭尤其是母亲身上，也会加重母职的孤独况味。

　　“母职孤独”该如何纾解？

　　笔者认为，消解母职孤独并非单纯的“情感疏导”可以解决，而是需要从性别文化重塑、家庭关系调整、公共服务完善等多方面发力，打破造成母职孤独的深层社会桎梏，构建多元协同的支持体系，让母亲们在育儿中获得足够的支持与共情，方能走出孤独。

　　消解母职孤独，首先要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改变育儿只是母亲“私事”的刻板认知，树立“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性别平等理念。同时，通过制度保障推动父职回归，严格落实护理假、育儿假等，让父亲有时间、有动力参与育儿，从“育儿旁观者”变为“育儿核心参与者”，从家庭层面消解母亲的孤独。

　　消解母职孤独，也需要推动育儿责任从“家庭私人化”向“社会公共化”转变，完善普惠多元的育儿公共服务体系，每一位孤独的妈妈头上，都需要社会为她撑开一把伞。一方面，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快建设公办托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缓解母亲的育儿照料压力。比如，推进“社区嵌入式微型托育点”建设：在老旧小区利用闲置配套用房、新建小区按规划配建，每个托育点设置10-15个托位，聚焦1-3岁婴幼儿，提供半日托、临时托服务。比如搭建“女性互助+专业指导”社群，在每个社区选拔多名有育儿经验、热心公益的女性作为“互助队长”，提供临时托管协调、育儿物资共享等服务。另一方面，将母婴心理疏导、社交联结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开设“女性心理疏导专线”，可以定期邀请儿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家在社群开展线上答疑、组织线下育儿沙龙等。还要培育“家门口的育儿服务队伍”：联合家政公司、职业院校开展育儿嫂、家庭教育指导师专项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纳入社区服务人才库。

　　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形成稳定的社交和育儿网络，才能消解职场母亲“闭门育儿”的孤独。笔者最近也观察到，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的“母婴室”，悄悄改名叫“育婴室”了。这一字之差，却是非常重要的育儿理念的进步：育儿，不是“母”的单人牢房，而是“育”的共同责任区。

　　（作者系杭州市人大代表，同兴股份创始人、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