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与地方治理、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等。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其中包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浙江省“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重大突破，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标识更加鲜明”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二级教授何艳玲。

　　把社会治理作为实现安全的重要抓手

　　记者：如何理解社会治理对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

　　何艳玲：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

　　在我看来，社会稳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益保护，只有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公民才会有安全感；二是纠纷化解，当不同群体权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调解；三是秩序维护，人们遵循共同的准则和规范，能提升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在安全的实现上，法律法规和政府公共服务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也有政府职能没法涵盖的领域。社会治理能够通过多元主体、多种机制和多种渠道，与公共服务互为补充。例如，各类社会组织可以满足民众对更有尊严、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基层治理创新，以一种非诉的、内生的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基层党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约束，民众也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政府行为的逻辑。社会治理充当了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既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共识的形成，有利于建设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

　　促进发展和治理的良性互动

　　记者：“十四五”时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迈上更高水平，浙江成为群众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在您看来，浙江平安建设最突出的经验是什么？

　　何艳玲：浙江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其一，浙江经济发达、市场主体活跃，通过高质量发展，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奋斗目标和发展机会，为平安提供了保障。其二，浙江的治理体系是不断迭代的，会根据发展中的新问题创新治理方式。而且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氛围。其三，数字技术显著强化了治理的精细度，推动形成从事前预防、事中化解到事后稳控的治理闭环。其四，法治浙江建设助力提升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我看来，法治的意义在于保护，而非约束。浙江的许多地方性法规开全国之先河，如《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以法律形式呵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提升治理效能赋能平安浙江建设

　　记者：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要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请您谈谈，浙江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赋能更高水平平安浙江建设？

　　何艳玲：第一，聚焦基层末端，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基层的治理站点，比如党群服务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是民生的“监测站”、民情的“晴雨表”。要把它们作为平安建设的“细胞”，对辖区内人员变动和异常情况，做到及时发现、有效处理。同时，还要打通各基层站点，实现重点信息共享，做到互通有无、高效协作。

　　第二，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治理方式。12345等面向大众的服务平台沉淀了大量数据，数据是有表征的，能为治理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年，我提出构建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算法，本质上是探讨如何挖掘大数据价值，精准响应、有效满足人民需求。浙江可以率先探索以“智治”实现“善治”。

　　第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必须依靠人民、发动人民。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进党支部覆盖农村、社区、企业、学校、新业态等，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和民主协商；强化源头治理，通过健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争取“化矛盾于未萌”，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强化群众主人翁意识，通过挖掘共同利益诉求、建设人民调解员队伍等，引导更多居民走出家门、建立连接、互帮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