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先

　　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的人文和技术环境中的文艺形态，综合了广大民众的自发参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引导、资本的运作以及知识分子的介入，从生产与生成、传播与营销、接受与消费，到情感结构、认知范式、管理方式都呈现出既有所继承又推陈出新的面貌。

　　新大众文艺的“新”，关键性因素是媒介环境的变化。麦克卢汉之后，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会忽视媒介本身对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与人际传播时代的口头与身体媒介不同，也不同于广播、电影、电视等单向度的大众传媒，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生态呈现出“去中心化”和“交互性”媒介融合特征，因而也就形成了文艺领域的众声喧哗、遍地开花局面。像网络文学、短视频与短剧、直播、素人写作等，几乎都是依托于新媒介技术与平台，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生产）、传播（营销）、消费（接受、评价）的。需要注意的是，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媒介环境，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互动网络媒介时代的分众与小众传播媒介，而是上述所有媒介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综合性环境。

　　媒体融合、参与文化和集体智慧之间彼此渗透与作用。当代文化生产在主流已从专业机构主导转向用户参与式创作，体现了大众从被动消费者向主动生产者的转变，它的覆盖面与传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受众来说，也体现出创作与接受的边界消融特征。

　　“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需要与“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有所区别。“大众文化”同“大众传媒”之间关系密切，以往更多指向文化工业中消费化、均质化、被动性质占主导性的消费者与受众，它们缺乏明确的主体性。“新大众”自然也包含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大众”的内容，但不同之处在于同时囊括了“分众”与“小众”的内容。中国文艺经过从20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并在三四十年代形成高潮的“大众化”运动的洗礼，从而形成了“人民文艺”的观念。“人民文艺”在新时代互联网媒介的互动性语境中，在文化精英的光谱上，增添了来自于民间、基层和边缘群体的创作与二次创作，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非人类主体，使得“大众”的内涵发生了增变：它不仅是政治化的人民主体，也不光是商业化的消费大众，而是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政治与经济、生命与精神、主动与被动、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接受、人文与科技、文本与语境、人与机器等诸多曾经看上去二元对立项的联合。

　　新大众文艺中的“文艺”，不同于歌乐舞浑然未分的自然文艺时代的朴素融合状态，也不同于“文艺自觉”，尤其是现代性分化之后以审美自律为主导、获得自身特定领域的“纯文艺”，而是结合了娱乐消遣、美学发明、教育宣传和产业升级的诸多方面的“泛文艺”。这种“泛文艺”辐射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在技术赋能基础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全面重构，不仅改变了文艺的样貌形态，更是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的感觉结构、认知模式和精神风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