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辈吃酒，是印存在我记忆底片的温情，似柜子深处的酒药，一直发酵留香至今。

　　江南乡村的人们，如果端起酒杯，喜欢说“吃酒，吃酒”。在黄地郎村，“吃酒”是男人的标配。吃，意味着酒与饭同等重要，喝，不过是作为餐桌配角的饮料罢了。

　　我吃酒的第一开发者，该追溯到岳父大人。那时，他还不是我真正的岳父，我正疯狂追求他美丽的女儿，一年来像鱼儿戏弄诱饵，吞进吐出，态度尚不明朗。前途未卜，幸福得让我痛苦万分。更严重的是，我根本没意识到，抱得美人归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是与丈人老头成为酒友。

　　我怯生生地称呼他为阿伯。阿伯身材瘦小，算不上壮劳力，但是出勤率之高无人能及，这是衡量农民是否勤劳的主要指标。

　　一声阿伯之后，我不知说什么，顿时手足无措，四肢像多余的零部件无处安放。好在马上开饭，阿伯问我是否吃酒，紧张除了让我心跳加剧，面红耳赤，还弄得我分辨不出颈部肌肉操纵的是点头还是摇头。

　　不过酒碗已经推到我面前。

　　多年以后，我只记得这一幕，我双手捧住瓷碗，对着头顶上方被烟熏黑的杉木楼板，还有一盏低垂的四十五瓦灯泡，闭上眼睛仰脖咕噜咕噜。然后，一切与我无关。

　　很快，仅仅过了四五天，或者两三天，我又在这个百年木结构民居的东厢房，坐在擦得油光锃亮的八仙桌下侧，紧张地注视阿伯把米酒倒满，笑眯眯地递给我。

　　这是一个不算大的村子，村中有许多明清时期建成的老房子，每幢房里，住着多户家庭，大多家庭，已经繁衍三代以上。我永远记得，光线从天井上空斜射下来，屋内明亮。光也是记忆中的味道，既温暖又刺眼。光线落在青石板上，青苔像吃了酒，绿里透红，过分热情地接收了所有日光。

　　阿伯用酒征服了我。我以大无畏的表现，赢得了对阿伯“阿爹”的称呼。像村里所有人一样，我对岳父尊称为“阿爹”。

　　岳父给我吃的都是自酿粮食酒，有番薯酒、谷酒、米酒、高粱酒，可我吃进肚子都是差不多的辣味，无分优劣。逢年过节，我从商店买来孝顺老人家的酒，被他统一归类为“瓶装酒”，并毫不留情地定性为“太香”。

　　岳父创造了我与大阿叔共饮的机会。岳父共有三兄弟，大阿叔是岳父的大弟，长年行走乡村为人箍桶。倚着这门手艺，大阿叔见识了更大的世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大阿叔喝酒的气氛与岳父完全不同。岳父不善言辞，只是反复提醒我“吃酒”“吃肉”，然后“嘿嘿嘿”。而大阿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他的下酒菜不是猪肉螺蛳花生米，而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一百句话一千个字才佐一口酒。其实，我很像岳父，嘴舌的功能基本只局限于吃，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成了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大阿叔反倒很喜欢约我吃酒。

　　我们从中午十一点吃到傍晚五点，然后接着晚饭，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这样马拉松式的酒局，大阿叔越喝越清醒，他总是慢条斯理地举起酒杯，口吐莲花奉献金句。

　　大阿叔的菜地就在门口道地旁，距离酒桌一丈远。菜快吃完了，大阿叔走出门外，蹲一个马步，拔两棵青菜，丢进火锅里。然后教导我：“吃酒不看菜，要紧的是天谈得拢”。

　　天被他谈破了，又被他谈拢。大阿叔说，他的酒都被话语稀释了，怎么喝得醉？

　　我糊里糊涂地表示赞同。十二小时内，我们分享了四五斤烧酒，如果把大阿叔说的话从角角落落扫拢，怕有四五吨吧。

　　由于开车，加上俗事缠身，近几年我去岳父和大阿叔家，总是行色匆匆，几乎没陪他们好好吃过酒。我没有什么能够孝顺他们，如果连吃酒都不能陪，也许他们会对我失望。于是，不能吃酒的饭桌上，我一遍又一遍与他们回味记忆中吃酒的味道。

　　岳父和大阿叔到黄地郎做客的前几年，我父亲虽不似长坂坡上般威风凛凛，陪他们大战两三百回合尚不在话下。

　　照例是土酒。父亲躬着身从木楼梯底下把陶坛移出来，明知道没人偷酒，父亲还是习惯把酒藏在最不容易取的地方，也许是为了节约，特意给自己造点不便。这个麻烦，他不是为别人，而是专门为自己。

　　父亲解开一圈又一圈的绳子，这些绳子紧紧地扎在密封陶坛口子的塑料上，把塑料纸朝天摊开，探进酒提子，一提一提小心地舀出来。我老远闻到了酒的香味。除了祭祖，这是父亲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然后分酒。

　　第一杯酒，父亲才倒一半，岳父忙用手挡住，说“够了够了！”大阿叔也说“够了够了！”父亲再倒，两个人显然都很生气，不允许父亲再倒。我也忍不住批评父亲：“客人说够了够了，你还倒，太不尊重客人了。”我认为父亲不合时宜，连我的面子都损了。可是父亲不理我，厚着脸皮，把所有的酒杯倒满。

　　第二杯，复制同样情景。我疑惑，第一个半杯就够了，满杯下肚，怎么还来第二杯？

　　第三杯，再复制同样情景。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开始打心底佩服父亲。酒桌上的客气话，怎么可以当真？

　　我的父亲，并不拒绝吃酒，酒量也很大，可是从来没给我嗜酒的印象。他总是在忙完一天的农事后，夜色弥漫之时，才在灯下放松地抿一口。在他的意识和行动中，吃饭排在干活后，吃酒排在吃饭之后。

　　乡村吃酒，社交的属性并不明显，重要的是身体的解乏和心理的松弛。我陪父辈们坐于八仙桌，从未领到过“一口干”的命令，互相之间也不拼酒，节奏平缓，言语礼让，夹菜只用筷子尖。酒席结束后，桌上干干净净。

　　我在城里嘈杂喧嚣地喝酒，常常想起父辈们吃酒的情形，总觉得他们像仙风道骨的世外之人，举手投足轻慢随和。这三个真正的农民，足以用“儒雅”来形容他们的吃酒行为。

　　父亲、岳父和大阿叔，在他们将近一辈子的吃酒生涯中，几乎没醉过，更没有因为吃酒误过事。古人说，“君子爱酒，饮之有道。知止有节，多饮不乱”。我保证，他们三人肯定没读到过这些话，连听都没听到过。然而，全部都满分做到了。

　　相反，我和弟弟在城里谋生，不免喝醉。喝醉的消息如同战败的情报，通过妻子和弟媳妇之口传递到父母耳里。父母因此日夜焦虑。每次回家，父母就把积攒起来的交代凝成四个字：“酒要少吃！”

　　在老家，我们兄弟陪父亲吃酒，父亲推辞说：“不吃酒了，不吃酒了！”我们揣测，可能是身体原因不允许父亲吃酒，而更大的可能，是父亲以其身示范，引导我们少吃酒。

　　如今，七十九岁的父亲，难得吃酒，一两勺饭三四筷菜五六句话；与父亲同年的大阿叔，每天仍然兴致勃勃地喝酒谈天，只是对手越来越少；八十五岁的岳父，雷打不动一日两餐酒，固定酒杯固定分量固定时间。

　　酒，已经成为父辈身体里流淌的另一种血液。陪父亲们吃酒，是记忆中特有的味道，也是正在品尝的味道，更希望是永远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