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我
陈芳
写过很多篇有关阅读的文章,却很少回忆自己的阅读故事。
我出生在湖南的一隅乡村,此村如今因城市规划已变得交通便捷、四通八达。但在30多年前,却有陶渊明笔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般幽远安详的神韵。
村民们自身未受过太多教育,但对读书这事有发自心底的推崇,更有对读书人的尊敬和仰慕。虽说农村“重男轻女”思想较浓,但生了四个女儿的外公外婆从不这样看。外公疼我,我记得他常用干惯了农活的粗糙大手和我的脸比对,怜爱地说他外孙女的脸只有“二指头宽”。又心疼地评价我长手长脚瘦得像豆芽菜,根本不是干农活的料,反复叮嘱我要多读书,以后考出去。
我的大姨20世纪90年代初考上了武汉的大学,留下了成捆成捆用过的书。外公用蛇皮袋一袋袋装起来,用扁担挑着,翻山越岭,一股脑全送到我家,堆在二楼的杂物间。于是那里变成了我的秘密花园,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我会在大姨留下的书堆里刨精神食粮,我比同龄的孩子提前知道了鲁迅、老舍、巴金、梁实秋、郁达夫,以及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感谢阅读,写作文对于求学期间的我而言似乎不是难事,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去当全年级展示的范文。
初中时,忘记是读了鲁迅的《祝福》还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我得到了一丝创作灵感,满怀悲悯地写过一篇记人的作文,讲述了一个远房婶子的凄惨故事。这个婶子自幼丧母,家里没有亲兄弟,加上父亲性格懦弱,缺乏娘家帮衬的她因不精明不能干不泼辣,被婆家嫌弃得厉害,最后熬不住命运的苦。我稚嫩地模仿着大师的腔调,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用第三人称手法尽量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及妇女们茶余饭后的闲聊所闻,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自以为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怀着期待的心交上去后,这篇文章却如石沉大海,老师一反既往没在班上表扬和朗读,只是不久后把我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叠作文指导书。懂事后的我渐渐理解了当年老师的所思所想,他只是不希望少女的笔端过于晦暗沉重,又不忍心挫伤我的写作热情,于是选择了一种不点评、不宣扬的方式默默鼓励我继续写好作文。
中学阶段,我一直都是语文课代表,在高二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文科,按部就班地以全校文科裸分第三的成绩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又理所应当地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的上半学期,我在湖南师大附中实习。记得那年秋冬,寝室的其余几位小伙伴都去外地实习了,位于天马公寓30栋的四人寝室里只有我一人独居,每天结束完实习工作后,我便回到这方安静的小世界。那段时间一口气读了好几本铁凝的作品,如《玫瑰门》《大浴女》《麦秸垛》等,于是产生了对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的想法,为毕业论文撰写提供了方向,因此我在论文选题时几乎没有经历迷惘和彷徨。
初入职场,便接了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开学第一次走进教室前,我在门外驻足了两分钟,定气凝神,想把自己调整为沉稳持重的模样,一下子把学生镇住。可现实工作就是那么具体,一个班57个孩子,从晨练到就寝,从每日常规到活动组织,从文明习惯到学业表现……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均给了我全方位的挑战。
名校的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在每天长时间高密度超强度的连轴转中,我成为了“救火队员”,被大大小小的繁琐事务及猝不及防的突发情况击得头昏脑胀,仿佛潜在水中,得不到一丝喘息机会,这时,阅读成了我的“氧气瓶”。为了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读了一些教育教学类的书籍,如李镇西、魏书生、孙邵振、钱理群等大师的作品,也结合自己的育人实践写了些许心得体会。没想到读王金战老师《英才是怎样造就的》后写的那篇读后感还能得到教科室的认可,让我在当年的青年教师培训会上做分享。现在回想,我能成为那一批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中第一个主讲青年教师培训的幸运者,不能不说是阅读的功劳。
不知不觉已迈入职业生涯的第18个年头,职业热忱丝毫未减,如今面对学生、家长和同仁,有了较以往更多的赤诚、理解和珍惜。这几天在读俞敏洪先生的《向光而行:老俞对谈录》及《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两本书同步开读,一本放在家里,一本放在办公室,读俞老师的创业故事,读他与朋友的对话……越读,对俞老师的共鸣和敬佩更甚,书中有句话仿佛写到了我的心上——
“我听从命运的安排,但不服从命运的霸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宁战而死,不躺而生。”
我一直在想,为何自己一路走来,在日复一日、日甚一日的奔忙中还能幸运地初心不改,保持热爱并乐在其中?
应该得益于阅读不断给予的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