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释放了丰富的信息量，引发全网关注。今年的这两份报告，有什么看点？

　　“两高”报告的一个特点，就是用丰富的案例回应百姓关切，今年也不例外。

　　比如轰动全国的余华英案。“人贩子”余华英长期作案，伙同他人先后拐卖17名儿童，在今年2月被执行死刑。此次，这一案例同时出现在“两高”报告中。

　　同样都被两份报告提及的，还有近年来高发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4年，我国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万余人，对缅北明家犯罪集团及关联犯罪集团成员39人提起公诉、依法严惩，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

　　这些案件，无不牵动公众关注的目光，其判决结果更是彰显司法机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坚决维护社会秩序的鲜明态度。正如最高检报告中所说，让公正司法与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同频共振。

　　对公平正义的守护，不仅在惩恶扬善的力度上，也在创新突破的细节中。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突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领域，新型案件大量出现，造成法律关系、利益平衡越来越复杂，公众的法律诉求水涨船高，对司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两份报告，都体现了对公众诉求的关注与回应。

　　最高法报告提到，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支持人工智能依法应用；严格依法保护创新。对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460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

　　最高检报告则透露，2024年办理公益诉讼5061件，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权益，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让无辜者不受侵害，让犯罪者难逃法网，这是我们在‘两高’报告中感受到的价值取向。”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吴微微表示，“两高”报告切中社会热点痛点，更具有风向标作用，往往能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这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也是“两高”报告关注的要点，尤其是针对营商环境难点问题，“两高”报告中可以发现与时俱进的法治探索。

　　如最高法报告提到，严惩对企业造谣抹黑、敲诈勒索等犯罪。而最高检报告中说，检察机关2024年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3.7万人，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等问题。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大家热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到‘两高’报告中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种种举措，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热切期待。”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说。

　　依法作出我国知识产权首例反禁诉令、首次适用反外国制裁法，以及完善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失信名单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两高”报告提到多个“首例”“首次”，朱新力委员从中看到了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而从浙江视角，“两高”报告的另一看点是“浙江元素”——报告提到的不少创新做法，就起源于浙江。

　　记者从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两高”报告中共有12处“浙江元素”，其中最高法报告8处（含附件1处）、最高检报告4处。

　　包括湖州吴兴法院审理的石某等人偷拍牟利案、宁波法院指令异地执行5年未执结“钉子案”、温州龙湾法院审理的某外国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等。这些典型案件，为其他类似案件办理提供了浙江智慧与浙江经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还有一些敢为人先的司法创新，如浙江等地法院会同民政等部门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保障涉诉困难群众生活；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协同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北京、浙江等沿河检察机关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等，具有良好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为不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检察院现代化建设作了表率。

　　“这反映了浙江的司法实践，持续走在全国前列。”朱新力委员说，众多“浙江元素”体现了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浙江取得成效，也意味着浙江的法治建设越来越具影响力。

　　(本报记者 钱祎 李灿 王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