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处处需要以文字为凭的社会，代文盲、半文盲或读书能力不足的人书写、阅读书信或文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现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加之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推行，这种现象早已消失。

　　山野乡村中能为人抄写、代人书写文件，并以此为生的人，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闾里书师”。“闾里书师”既要代为他人行笔墨，又要体现自己的学识，而要做到两者兼顾，这当中就不免发生些颇为有趣的事了。

　　这是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在我的老家皖北乡下的邻村，有个半文盲的老李为了谋生，就去了离家极远的北方务工。这位老李师傅是春上离开故土的，等到秋冬天气渐冷，便请人代为书写家信，企盼家人速寄来过冬的棉衣御寒。替老李师傅书写家信的书师，把他到北方务工情况说得清清楚楚，缺少冬衣的现状也说得明明白白，估计是老李觉得书师写的家信都是文绉绉的话，没有自己讲的直接，于是便让书师把自己说的照录到家书里，放在信的结尾处：“父亲大人、我的哥：快把棉衣寄给我，如果棉衣不寄到，寒冬腊月冻伤我。”

　　家信由邮局送到村里后，这边村里的“闾里书师”就帮忙给老李的家人朗读此信。应该是书师文墨不精，且对标点符号使用不当，朗读人直接连着念作“父亲大人我的哥”，这样在旁人听起来，父亲和哥哥就成了一个人。老李的父亲听后很生气，即刻请书师回信，在把家里情况反馈陈述后，也让书师附上自己原话给他的儿子：“父是父来、哥是哥，辈分分清别胡扯，棉衣寄出很快到，穿上棉衣多想我。”

　　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极度重视文字和基本的读写能力，也重视初级教育，法律上甚至规定订立遗嘱、娶妇嫁女、买卖或质借的各种契约必须“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难有机会接受读写文字的教育，也不见得非学会文字不可。

　　据邢义田先生研究，汉代中央政府发的诏令，除要求地方郡县张挂诏令于乡、亭、市、里显见之处，更重要的是由乡里之吏以口头向基层不识文字的百姓宣达。上面这个事情当然是由乡里书师嘴里传出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乡下村子里挺多。

　　我们村里老朱家孩子去南方部队当兵，吃不了苦，写信给他家人说：“早上起床早操跑步，鞋子上沾满露水；一整天的训练，累得浑身汗水加泥水；晚上想家，躺在被窝里流泪水。”老朱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明事理的人，他就请擅长书写的侄子，以他的口气回信训诫：“能踏着露水，这说明知道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能流汗水，这说明知道人勤地不懒、人懒地必荒的道理；流泪水，这说明你拈轻怕重，没出息。这个要改掉。”这个孩子听了父亲的训诫，吃苦耐劳安心服役，后来在部队当了班长、入了党，退伍后当了村干部。

　　乡村代人书写的书师虽然可以代不能、不擅、不会的人书写书信、文件，但怎么来证明书师所书写的文件是陈述者的本意呢？这个早些年在西北出土的汉代书简中可看到玄机，那些写在木牍上的书信，多是由发信人口述，由会书写的侍者或书吏代笔，发信人自己仅在信尾签名或加上一二句问候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有的信件本身和签名笔迹不同的情形。

　　我也曾亲眼看见过一次。那年村子里有个张姓的大龄青年娶了个邻省的媳妇，新郎到家后，他的叔叔代为执笔详细讲述两人从邻省一路到此的经过，以及到了新家的情况。这封报平安的家书写到了最后，他的叔叔说：“前面的话我可以代你俩说，最后两句和签名还由侄媳妇来写。”张姓青年的媳妇便在信的末尾，对照他叔叔写好的几个字歪歪扭扭抄上了“到这个都好”和自己署名。这个在民间约定俗成的他人代替书写家信落款方式，实际就是历史文化传承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