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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万字背后的“三少”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萧县人,研究员、编审,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

一千万字背后的“三少”

邓伟志

  《邓伟志全集》(25卷本)出版后,很多人问:“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有65年,发表了近千万字的文章不算多。扣除“不宜动笔”的年代,能写出一千万字也不能算少。写,是奉实践之命、书本之令而行的。那时间呢?

  说起写作的时间,是同我这个人不会生活有关。我是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

  少一点拉扯。我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的。有人说,不“跑部”就不能前进,不串门不会成“亲信”,不会被重用。我怕成亲信。不过,我怕成亲信的动机是消极的,主要是担心随着重用而来的是被利用。利用来干好事,是荣幸;利用来干不该干的事,就难以自拔。我出于观察社会的需要,与不同立场的人切磋,与不同阶层的人琢磨,但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亲密有间”有一个缺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人听”呢,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话没人听”。“亲密有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太多,我内疚,深深地内疚。但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2斤酒要雅。我对待很多老领导,在他们风光时我不吹捧,在他们逝世后我再忙也要为他们写挽联、写纪念文章。我大约为20多位老首长写过纪念文章。卫生员、理发员、驾驶员、炊事员、饲养员、电话接线员、机要员、警卫员等“八大员”对我多有帮助,有或大或小的恩情,在他们健在时或辞世后我都写赞扬他们的文章。

  少一点扯皮。劳而无怨,我是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矢”一放,就难免引发“的”出来说“不”。有人一听“不”字就跳,甚至是睚眦必报。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东西。“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再说,有人说“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慎、谦虚、发奋。何况很多“不”也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误会。要知道,误会是戏剧性的翻版。没有误会就没有多彩的人生。“日久见人心”,不去纠缠,久了也能“见人心”。不用说,人间不扯皮是不大可能的。古人云:“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方能度世深。忍字高悬心自静,世间纷扰不沾身。刀光剑影皆能忍,方显英雄本色真。”忍一事,少一事,方能多一文。我的人生哲学是“与人无争,与世有争”,只愿为天下事多建言,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只为“指点江山”而“激扬文字”。

  少一点娱乐。我是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的。汉代是“足球”(当时称蹴鞠)极兴盛的时期。我的出生地距离汉高祖的出生地只有二三十公里。在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仍有赛足球的风俗。但是,母亲和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看书、背书。因此,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很多球星、明星无人不知,我不知。卡拉OK刚引进来时,我为了知道什么是卡拉OK,去过两次,后来就“OK”了,与之“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书中有乐,学到新知是乐,释疑解惑是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少不了大葱大蒜,没有什么美食,常常是十来分钟就吃好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我这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穷苦人,牢记《后汉书·马援传》里的“穷当益坚”,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再加上,1977年我在北京与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一墙之隔,常与华罗庚所长见面,向他讲起1958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他讲运筹学的科普文章。在他教导下开始晓得一些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最终就是用这60多年的时间炮制出了《全集》的这些已发表的文字。其实,除此以外,还有200万未曾发表过的文字没有收进去。

  我今年87岁了,仍坚持“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尽管“春蚕”已经变成爬不动的“老蚕”,只要没死,就要为科学、为社会继续贡献几根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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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 理论周刊 00006 一千万字背后的“三少” 2025-01-27 浙江日报2025-01-2700005;27291576;27291578 2 2025年01月27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