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具有充分的理由乐观。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才正视直面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如是说。

　　郑永年指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更不乏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也如此。实际上，经验地看，较之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较好的位置。尽管存在着问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能够直面问题并找到其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

　　当前，人们的“悲观”既来自国际环境的巨变，也来自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我们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配合和强化，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我们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走的路。

　　但现在不同了。在外部，美国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内部，我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难等问题，面临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挑战。面对复杂的政经形势和众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未来似乎非常悲观。但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有充分的理由乐观。

　　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而对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的乐观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观的认识，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二是我们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是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郑永年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微观层面的红利就需要释放更多新的经济活动。因此，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具体的经济红利。

　　首先，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比如，在技术层面，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清华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评估，都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和论文来看已经赶上甚至在有些领域超过美国，但实际应用仍很少。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实际上有意义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

　　其次，对地方政府要“松绑”。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今天，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企业构成两个经济主体。在宏观层面，所有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都要通过企业和地方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