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这座山是移来的，还是自然就有的？”

　　“它叫飞来峰，但它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

　　前几天，我在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的青林洞里听到了一些“日常对话”。

　　日常——飞来峰和它北面的灵隐寺，隔着冷泉溪相望。但是，很多游客来这里，习惯直奔灵隐，对于隔壁的飞来峰，像我这样的老杭州，第一反应也是如此——飞来峰？不就是几个弥勒佛和济公么。

　　也不日常——这几年，来飞来峰访碑探石的粉丝，越来越多，他们看到的飞来峰，似乎和我们眼中的完全不同——石缝里的传世书法名作、宋代服饰史现场教学、吴越王钱镠的叹息、康有为的题名……在史料和著录之外，飞来峰居然三天两头有“首次发现”，它所传达出的信息过于密集和丰富了。

　　飞来峰上究竟有什么？恐怕我们未必能说出更多。它对杭州人来说，是日常的，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这些年，很多人在重新打开它们——包括飞来峰在内，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已经成为热词。

　　（一）

　　相比北方石窟寺的人工凿窟，西湖周围的群山，自然形成了很多造型奇特的石灰岩岩洞。

　　923年，后唐取代后梁，后唐庄宗赐钱镠金印、玉册，钱镠从此称“吴越国王”。吴越境内，湖山宁静，生活安定，经济不断发展。开杭州石窟摩崖造像之先河的人，便是钱镠。

　　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慈云岭）、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慧日永明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

　　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而飞来峰弥补了我国古代石窟造像唐末衰落后的缺环，从五代十国至明朝，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造像有300多尊。比如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还有开创性的十八罗汉造像，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飞来峰造像可谓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飞来峰造像的核心价值，传统观点认为其保存了江南规模最大的一组藏传佛教造像。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姑且不论青林洞、玉乳洞尚多吴越国和北宋造像。宋元鼎革之际，杨琏真迦在开凿藏传佛教造像之余，也有一批具有江南“汉地风格”的造像。

　　还有，第68龛“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是飞来峰的经典造像，传统认为它是南宋造像，但今日学界有了新的断代，公认其开凿于元初。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神完气足，与自然山体巧妙结合，代表着汉地美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曾被长期遮蔽的视角，恰恰可以揭示飞来峰造像的价值和特色。

　　（二）

　　除了石窟造像，飞来峰还有更隐形的人文景观。

　　飞来峰全山的摩崖题刻，是整个杭州乃至江南一带摩崖题刻最为集中的区域，现存摩崖题刻330多处，跨越多个朝代，其中大部分为当代人的新发现，远超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所录。

　　飞来峰天天都有新发现，一点不夸张。

　　过去几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许力，在天天走过的路上发现了新的北宋题记——苏轼的好朋友、北宋文学家晁端彦“侍亲来游”。熙宁十年（1077年），他陪着自己的亲属来游玩，留下了这一题刻。这处题刻就在冷泉溪北岸，飞来峰康熙榜题的边上。“这么天天走上走下都没有看到。”许力说，飞来峰的摩崖石刻，奠定了西湖摩崖石刻群的底子。西湖摩崖石刻群最重要的几件，都在飞来峰。

　　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诗刻，许力和邵群找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发现。2020年的一个雨天，两人继续在飞来峰访石。

　　此时，一名保安出现了。

　　“我要感谢一位保安，姓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不是离开灵隐了。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邵群说。

　　那天，小张保安陪着他们上山。因为他有执勤任务，要先下山。他把两人带到一处，“大概在这个周围，我曾经看到过字，你们可以在这附近搜寻。”

　　此地偏僻，邵群和许力沿着山壁来回走了好几遍，周边的崖壁上，并没有字的痕迹。

　　就这么来回几次之后，在水塘的内侧，有根树枝伏在上面。他们踩着树枝往里走。许力看到，呈皱褶状的崖壁上，隐隐约约有字。

　　傍晚，夕阳照在崖壁上，很容易看到字的凹痕，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唐”两字。

　　兴奋。

　　卢元辅题诗的第二行，就是“大唐（此二字系后人加刻）杭州刺史卢元辅”。难道这就是找寻多年的卢元辅诗刻吗？

　　倒挂的荆藤、树枝挡住了视线，他们拿着手机，隔着藤蔓先拍了一张照片，再扒开树枝一看——卢元辅。

　　“他很兴奋，激动死了，跟疯子一样。”邵群说。

　　卢元辅是杭州刺史，是诗人，这又是一首写杭州的诗——唐元和八年至十年间，卢元辅来杭任刺史期间所留。但这首诗连《全唐诗》里都找不到，未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你忽然觉得你跟他在这里遇到了，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邵群说。

　　更有意思的是，一千多年后，即将离任的清代杭州知府薛时雨与一众友人来访，并留下题记。而同游者谭献为此赋诗，叙其经过，通过他的《复堂诗》保留下来，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前人远隔千年的交流。

　　（三）

　　这样的寻找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下天竺那些阮元认为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人凿毁的唐代摩崖题记，都被金石爱好者奚珣强和金石爱好者群体“至微堂”一一寻回。

　　有人说，这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实体版。

　　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著录过一处摩崖石刻，被列为浙江唐代摩崖之最——唐源少良等题名。

　　为啥是之最？看题刻时间：天宝六载（747年)。这是目前西湖摩崖题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也是杭州西湖地区见诸文献的最早摩崖题刻。

　　但是，原石究竟在哪里，藏在西湖哪个角落，无人知晓。各机构及民间，也从未有拓本现身。

　　奚珣强在西湖群山的犄角旮旯跑了十年，也没找到，几乎放弃。

　　2021年12月13日，照例是老奚的巡山日。经过下天竺，有一块崖壁上的元代榜题，很好认，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字大——上面刻了三个大字：璎珞泉。这是元代僧人行之的榜书景名。

　　但是，借着手电的光，奚珣强突然看到这三个大字下面，居然还有字。

　　对照前代金石学者的文本著录，石头上的这些字迹，是三处题刻，而且是不同年代——一处唐刻、两处宋刻（北宋一处，南宋一处），也就是说，跟考古地层一样，这处年代最早的唐刻，被叠压在宋人和元人的题刻之下。

　　1200多年后，它被奚珣强的眼睛发现了。202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这方题刻的发现，把杭州摩崖石刻的历史提前到了1200多年前。”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说。

　　唐萧悦等天竺寺题名，也是老奚找到的。

　　萧悦是白居易的好友，官很小，只担任过太常寺奉礼郎、协律郎，主要负责祭祀和节庆礼仪之事。他善画，画竹最拿手，有一次为白居易画了十五根竹子，白居易回赠了一首《画竹歌》：

　　萧郎萧郎老可惜，

　　手颤眼昏头雪色。

　　自言便是绝笔时，

　　从今此竹尤难得。

　　阮元虽然在《两浙金石志》中记载了这一方题刻，但他说原刻当时就已经被毁。谁知道，又被老奚找到了。

　　奚珣强说，萧悦的题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白居易诗中描写的人物，在这片山水之中的行迹。

　　（本报记者 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