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像我老家这样的山区，山多田少，添丁进口，本来是大喜事，但多添一张吃饭的嘴，负担已经很沉重的家庭，往往是一声长叹，连起个名字的兴趣都没有，随口叫个什么代号以示区别就行。

　　我家的老三就叫“大毛”，二叔家有个哥哥叫“二毛”，三叔家还有个弟弟叫“三毛”，后来，二叔家随后出生的两个弟弟分别叫“大狗”“二狗”，三叔家的小弟弟跟在后面叫“小狗”。

　　我的出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只能算是个偶然事件。母亲怀我时，马上就要年满40周岁，属于典型的高龄产妇，即便是现在的营养条件和医疗技术，也算是罕见的。

　　父亲平时在单位上班，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大哥也在几十里开外的马头铺住校，姐姐和二哥倒是在家门口念书，毕竟年龄不大，妈妈平时既要出工干生产队里的农活，回来后还要洗衣做饭、养猪种菜，忙一大堆的家务活，连个帮手都没有，不知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妈妈年轻时身体很弱，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70来斤，上头离我最近的哥哥比我整整大了7岁，这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已经算是很大的年龄差了。

　　妈妈在世时给我说过多次，我出生之后爸爸特别高兴。他用拿惯手术刀的手，操锯弄斧，亲手为我制作了一个大大的礼物——“摇窝”。我们老家的风俗是，孩子出生满一个月后要做竹米酒，外婆家来吃竹米酒时要送上“摇窝”和各种催奶的食品，红糖、腊猪蹄、阴米之类，“摇窝”是其中的大件，外婆家有没有实力、面子大不大，主要看孩子满月时送没送“摇窝”。我外公外婆去世太早，外婆家的“摇窝”指望不上，父亲只好亲自动手，当然，他也完全可以请木匠师傅来做，之所以在完全没有木匠手艺的情况下选择亲自动手，估计还是源于对我这个“幺儿”的欢迎和喜爱。

　　姐姐一生都对父亲耿耿于怀，说他非常非常重男轻女。父亲是不是重男轻女，我没有明显的感受。但他在我出生之后，除了亲自动手为我打“摇窝”，还非常郑重地为我这个不速之客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没有随便叫个“猫”啊、“狗”啊应付了事，这足以显示他当时是多么开心。父亲年轻时读过不少书，算是当地较有文化的人，后来通过自学当了医生，他给我起的名字也与医药有关，叫“施杭久”。稍大一点后听他解释，杭是菊花的意思，久代表我是九月出生的，有长长久久之意，这令我十分反感，我是个男孩子，担心这个与花有关的名字会让小伙伴取笑我，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别人平日叫我“杭久”或者“杭伢儿”时，便不理不睬，提不起精神来。

　　好不容易熬到5岁，家里让我跟随姐姐到大队小学上学，姐姐是学校的民办教师，带的是高年级，手下一大帮舞枪弄棒、鸡飞狗跳的熊孩子，便没有精力管我。我只好一个人去低年级报到，低年级的老师叫姚金桥，也是本乡本土的人，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也知道我的小名叫“杭久”，他平时就是这么叫我的，因为是新生报到，他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叫什么名字？”我尽管年龄尚幼，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钻空子机会，当时正在流行穿军装、戴军帽，祖国山河一片绿，我也特别崇拜解放军，于是，灵机一动，自作主张按照我的排行，临时向老师报了现在这个名字。记得姚金桥老师当时一愣，也并没提出疑问，他还以为是家长为了上学方便，为我临时起了这个学名呢。

　　后来，我的新名字从学校倒传回家里，父亲虽然有些沮丧，但也没有要推翻的意思，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名字毕竟只是个代号而已，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记得，没上学之前，妈妈有时称我为“幺儿”，有时候称我为“杭伢儿”，严厉起来直呼过我“施杭久”，但自从我自己把名字改了以后，她就大部分时候称呼我的大名——“祖军”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仿佛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俗话说：人如其名，名字是人的第一张名片。我5岁时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涵义，我那时还没发蒙，只在大人的指点之下认过几十个字，勉强看过几本二哥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连环画，我哪里知道，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要寄予那么沉重的人生厚望！一个乡下山里的小孩子，眼界能有多宽，天地能有多广，见识能有多丰富？我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不过是孩提时代一种稚嫩的梦想，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名字远远赶不上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有文化、有内涵。

　　但是，好也罢歹也罢，这个名字毕竟用了50多年，伴随了我三分之二的人生岁月。我顶着这个名字上大学、读博士、参加工作，得这奖得那奖，在职业生涯中奋斗了30多年；我顶着这个名字，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到把父母送走，把孩子抚养大，差不多走完了人生的大半段旅程。

　　这个名字，早已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最具标志性、无法磨灭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