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就是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氏南宗及南孔文化形成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孔氏南宗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自觉担负起“衍圣弘道”的使命和责任，筚路蓝缕，一路前行，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最初，因为金兵南下、宋室蒙难，出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一腔热血，孔氏南宗毅然扈跸南渡，由曲阜到衢州，再由衢州到江南各地。大宗南渡舍弃的是祖庙和祖宅，传承的则是文脉和文明。入元之后，孔氏南宗因孔洙让爵，丧失了原有的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与特权。明初由于受王希达事件的连累，孔氏南宗的生活与祭祀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然而，孔氏南宗时刻不忘圣裔身份，谨记衍圣弘道的使命担当，以平民化姿态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普及儒学、传承文明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明中后期之后，由于受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较此前均得到显著提升，孔氏南宗走上了振兴之路。清代及至民国，南宗依旧享受这些优待政策，有些方面甚至不断提高。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孔文化在“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建设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体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孔氏南宗体现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面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变革，孔氏南宗始终保持与时代同行的步伐，因时而动、积极有为。康熙末年，五经博士孔兴燫的儿子孔毓均胸怀大志，不愿住在孔府之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毅然前往沟溪经商创业。面对清末维新运动的浪潮，五经博士孔庆仪大胆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将旧式的南宗塾学全面推向社会化和近代化，成为新式教育的典范。辛亥革命前后，以共和、民主为主流的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上海会文堂书局工作的萧山支孔氏南宗人士孔宪彭，编纂了《初学论说必读》《共和新尺牍》《共和女界新尺牍》《共和新论说启蒙》等一系列宣传新思想的教材。祭孔大典（南孔祭典）之所以能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对传统祭孔典礼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不无关系。

　　孔氏南宗和北宗，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而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首先是家国一致的政治属性。南渡之初的孔端隐投奔抗金大业，体现了孔子后裔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义之举；抗战时期的奉祀官孔繁豪为保护圣像，辗转于浙南山区，最后客死庆元，同样体现了孔氏子孙的爱国壮举。孔洙让爵虽然使南宗失去了衍圣公这一至高无上的爵位，但对于维护南北孔氏家族的和谐，以及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家族内部的统一性。一方面，“泗浙同源”是南北一家的文化基础，历史上南北之间的修谱、会族等活动，孔克准作《鲁林怀思图》并请名人名士作诗作序，都是维护南北和谐与统一的重要表现；近年来开展的“‘泗浙同源’文化季”等活动，成为新时代南北联袂、共同推进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无论是衍圣公，还是孔氏族长，抑或是五经博士和奉祀官，作为宗子，都以推动孔氏南宗大家族的和谐发展为己任，比如五经博士孔衍桢、孔传锦分别为岭南孔氏、江西新城孔氏落实解决差役优免事项；五经博士孔庆仪为榉溪孔氏“冒认圣裔”冤案平反昭雪；五经博士孔闻音、孔毓垣、孔宪坤，奉祀官孔祥楷，或亲赴萧山考订宗谱，或为萧山孔氏宗谱作序。

　　孔氏南宗的从政、从教、民间活动以及社会交往，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南渡之后，孔氏南宗一方面以孔氏文化和儒家文化影响和促进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吸收江南社会文化的优秀成分。其一是从政。孔氏南宗历史上出仕为官的不计其数，他们发扬光大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以廉洁、勤政、爱民为要务，赢得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赞誉，有效促进了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其二是从教。孔氏南宗人士或通过担任儒学教授、学正、学录、教谕、提举等教职，广泛参与各级官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或管理；或通过受聘为山长，创办或经营书院等，推动江南书院发展。南宗人士在从教活动中，传承弘扬孔子的教育思想，注重德才并育和健全人格培养。特别是南宗的塾学教育，如孔氏南宗家庙内的承启家塾、沟溪孔氏的尼山私塾、江西新城孔氏的贤溪书院，莫不向社会开放，最终都转型发展成为社会化学校，从中透视出南宗教育活动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其三是民间活动。居于民间的南宗人士，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一方面传承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发扬里仁为美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圣裔在化民成俗中的引领作用，协同促进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四是社会交往。南宗人士以开放的心态，通过与赵孟頫、黄溍、宋濂、魏禧、余绍宋、徐映璞、郁达夫等名人名士之间广泛而深厚的交往交流，既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同，提升了地位和影响，又增强了使命责任，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孔氏南宗发扬光大儒家主张的“和为贵”思想，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具体表现为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家族的和睦团结、社会的和谐发展。关于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家族的和睦团结，从上文所涉的孔洙让爵、南宗支派以及南北宗之间修谱会族等众多事例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作为圣裔，南宗士人充分利用广大民众“见圣孙如见圣祖”的社会心理，在维护社会和谐安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康熙年间三藩之乱之时，磐安一带的山寇活动十分猖獗，孔子第67世孙孔毓周在此危难时刻，自发组织训练民兵，设哨设防，侦察敌情，最终将山寇歼灭殆尽。五经博士孔毓垣对孔毓周“文韬武略，可以捍患，可以安民”的品德和才干给予高度肯定，称其为“南宗之伟望”。句容支南宗人士孔兴汤为人耿直，是非分明，办事公道，善于调解乡里矛盾，深受时人信任，所谓“析理最精，而又慷慨刚直，是非疑似，不少假借，人皆敬而畏之。族党中有曲直不分者，得汤片言，无不涣然冰释”。孔氏南宗各地支派中，如孔兴汤这样积极利用圣裔身份，致力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人和事实乃举不胜举。

　　【作者为衢州学院二级教授，衢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