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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版:钱塘江

那个锚定我们人生的

  四年前,我回到浙大任教,最感到不顺心的,或者最感到茫然失措的,就是我才前脚刚走过来,老友李曙白后脚也就要走了;而且,还正是在我宴请他的饭桌上,他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不得不提前离席了。此后,很快就听到了他动手术的消息,而他的病情似乎也一度稳定下来了,我又赶忙请他再吃了一餐饭,并且在临别时恋恋不舍地说,你好歹总要让我多请你几次呀……然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的生命旅程,可说是各有各的偶然性。他原本学的是化学工程系,据说可以当个厂长的,我原本报考的是声乐演唱系,一心想当个歌唱家。可是,他却因为写诗的才能,毕业后被浙大留了下来,好像就是为了编辑校刊。遂在当时的玉泉校区里,他也就有了“浙大的李白”的美誉。我则是因为,作为艺术类考生也要加试文化课,没想到得到的分数太高了,被南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录取了,而且强行安插在了哲学系。

  正是在这种无厘头的、被希腊人称作可怕“命运”的捉弄下,我后来又糊里糊涂地,在毕业后第一次来到了浙大。于是也就让这两个无根的浮萍,又偶然地在玉泉校区里,忘了是出于什么机缘而相遇了,并且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按说,我们两人的性格是很不相同的,一个偏向于狂,一个偏向于狷,可我们不光是凑到了一起聊天,交换对于文章的判断或心得,或者交换家里的各样食物,还会一起骑车到校外,去欣赏一个应季的菊花展览,或者观看一部新近上映的电影。

  话说回来,这个样子的萍水相逢,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干什么都是在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在身不由己的安排中,在造化弄人的无奈中,我们打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总还另有一种笃定的东西,那样的一股子精气神,就使我们如板桥在诗中所讲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对于李曙白而言,那样的一股子精气神,来自他们父子两代的接续吟诵。这种“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非常复杂的,年轻人既从父亲那里遗传了爱好,否则在自己的这辈子中,就缺乏活着的兴味或劲头;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免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仿佛是一种模仿不来的榜样,或者一位摆脱不掉的对手,并且这种心照不宣的代际较劲,也注定会是终此一生的。不管怎么说,对于李曙白来讲,这种终生不渝的内在紧张就构成了他作为诗人的基本素质。

  至于我本人,则是早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在琢磨“人生理想”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竟要我们每次在命题作文时,都必须写上为它奋斗终生?于是,我朦朦胧胧地有一种志向,就是长大了要把哲人们的书,从头到尾都把它看个明白。当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置身在文化荒漠中,还不敢奢望自己到后来,居然有幸读了这么多书,无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不过,即使是心中这默默的一念,就像王蒙玩笑式的“欲读书结”,也构成了我日后成为哲人的基本素质。

  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坚持,才有可能锚定我们自己的人生,它向着身下伸出了一只铁手,牢牢地、死命地抓紧了地面,以致无论水面上多么喧嚣热闹,时而是急速旋转的涡流,时而是退潮时分的寂寞,时而又是呼啸卷来的海啸,都不可能动摇我们内在的根基,迫使我们须臾离开喜爱的东西,不再从智慧方面去追求成长。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结,等我上次为了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而快速浏览了一下李曙白的诗集,才会被他后来发生的那种巨变,完全是吓了一跳、简直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此时在李曙白的笔下,已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晚期风格,完全不再有当初《杏花·春雨·江南》的影子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意想不到的奇气,或一股由于浸染着校园的文化氛围而发出的坚韧不拔的阳刚之气,那当然是他的父亲、老诗人沙白写不出来的。

  我曾写过一本《前期与后期》,既在其中回顾了柏拉图的晚期、海德格尔的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晚期,也在其中回顾了贝多芬的晚期、吴昌硕的晚期、齐白石的晚期;而与此同时,我还回顾了阿多尔诺对于晚期风格的论述,和萨义德对于晚期风格的论述。

  在我看来,在生命本身的“读秒”声中,那种风格就是要摆出一种只争朝夕的、“浑不吝”的架势:

  “我们对于这一点越是自觉,激发的创造状态就越是警觉;否则的话,一旦再把这段时间给白白地耗掉,那么,以前所有的‘寒窗之苦’就统统白吃了,甚至整个的生命也都无异于‘白活’了。——无论如何,晚期写作之所以重要,是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写出来,那么将来再说你有过什么思想,人家也只能姑妄听之了,换言之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刘东:《前期与后期:困境中的生命意识》)

  正因为这样,我几乎是带着一种职业的敏感,一下子就从李曙白的晚近诗作中,辨识出了老杜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的东西,或者更干脆地说,是我在前文讲的那种“浑不吝”的风格。——比如我上次就朗诵过的这一首:

  那时候 一群人步入大厅

  不是因为服饰和世袭的爵位

  那时候手指天空不是罪过

  而俯伏在地同样受到尊重

  那时候的河床从不干涸

  舀一瓢水 有一千条河流可供选择

  那时候论辩 像在小商品市场

  讨价还价一样理所当然

  那时候只臣服于真理

  那时候用智慧与坦诚填充时光的空白

  那时候——我愿意用余生交换那时候的

  五分钟 甚至更短

  为了在那条宽阔的台阶上

  坐一小会儿 然后 永远缄默

  (李曙白:《雅典学院》)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这首诗,此刻就尤其让我感到痛心,因为他所畅想的那种场面,恰正是我此番又返回浙大,要以平生所学去开创的事业。而居然这么可惜,他都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由此又念及人生的偶然性了。无论沿着什么理由去揣想,他都不应当走得那么早呀,竟还大大地走到了我的前头。他的心境是那么恬静淡然,他的生活是那么简朴无华,他的态度是那样与世无争。正因此,他这么早就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总是那么注意打球锻炼,而把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更不要说,他生活在山明水秀、如此宜居的杭州,而不像我在这几十年来,都居住在飞沙走石、雾霾深重的所在;更不要说,他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药的夫人,按说可以得到更多的医疗照顾;更不要说,他那位诗人父亲至今都还健在,所以他原本应当有很好的长寿基因……

  人生竟是这等的残酷、这等的无常、这等的没有理讲!当然,又正是在这种叹惋不已、追悔不及的心情下,我又在上次那个纪念会上说过:

  而在神伤之余,我也只有默默地念叨着,等到下月开了学以后,一定要让中西书院的同事们,全都认真地读读他这首诗,把它当成我们为之努力的和想要坚持的。

  ——甚至都可以说,哪怕只是为了呵护他的这首诗,或者匹配上他的这首诗,我也一定要坚守住这个学苑,这个珍贵而脆弱的园地。

  为了落实上边这段话,在那个将要开展“中西会饮”的小房间中,我们特别张贴了李曙白的这首诗,而且与此诗相得益彰、交相生辉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幅同名绘画的复制品。

  甚至于,我还请唐晓渡就用毛笔和宣纸,恭恭敬敬地抄下了这首诗,并且很精致地装裱到了镜框里。而借这个机会,我要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曙白的夫人李影女士,让她回去挂到自己的家里,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荣誉性的纪念。大家想必比我都更清楚,我当年的大学同学唐晓渡先生,眼下作为国内的著名评论家,在诗歌界有着公认的广泛影响。由此我想,这件礼物就不仅是一首诗了,也不单纯是一幅字了,而更意味着诗歌界对于李曙白毕生成就的一种认可。

  我希望今后挂到了墙上的字,可以有助于抚慰李影女士。——更不用说,也希望这样的一件礼物,能够聊表我内心的这份哀痛,哪怕只是这片哀思的百分之一、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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