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明确指出要“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深入挖掘、系统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通过改革来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将为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和人的创造力的引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将改革作为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原动力，使改革的理念、方法贯穿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在省域范围率先探索形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

　　（一）坚持“扭住发展不放松”，通过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优势，形成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做大共同富裕“蛋糕”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他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提出“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要求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继续保持全国的领先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大的生机和活力。他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浙江阔步前行，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着力形成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他多次指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大胆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支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牢牢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突破体制上的瓶颈，着力在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指导和推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到2006年，浙江国有经济总量比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42倍，国有资产总额、总资产报酬率及净资产利润率等主要指标跻身全国前列。

　　民营经济一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浙江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减弱，迫切需要通过大力推进创新营造竞争新优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如进一步放宽领域、降低门槛，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中介服务和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舆论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制环境等，推动构建形成浙江“实现民营经济发展新飞跃”的体制机制。他高度肯定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多次强调“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这就是说蛋糕做大了，蓄水池做大了，国有企业相应地也就壮大了”。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浙江走向共同富裕才有了更为坚实的根基。

　　浙江是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利用外资的作用，而不能将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分割开，不重视用外力来推动发展”，“引进外资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是多多益善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引进外资也意味着引进跨国公司，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引进市场销售网络，推进结构调整”。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对选商引资工作提出要求，在高度重视“以民引外”“以外引外”“东引台资”的同时，推动引进世界500强等大企业和高技术产业项目来浙江投资落户，大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二）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2003年，浙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180元和5431元，城乡收入比高达2.43，而且城乡收入差距、生产生活环境差距还呈现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已经严重影响“三农”发展。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部署。他指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完成这项工作，全中国浙江最有条件”，“我省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新阶段，这也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通过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体制障碍，妥善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任务十分紧迫”。他还就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在改革方法上，“要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在改革内容上，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部署实施了县乡财政体制、乡镇机构、征地制度、农村金融、教育卫生等农村综合改革，探索实践了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试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转变为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统一经营服务功能弱、集体经济组织涣散等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是在坚持和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在坚持和稳定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内涵，创造了新的形式，加强了农民专业合作的薄弱环节，为家庭生产经营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空间。此外，浙江还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使浙江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营体制取得创新性突破和长足发展。

　　城乡差距还体现在城乡环境的巨大差异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但也出现了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等问题，尤其是农村规划杂乱无章、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农民生活“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等现象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03年，习近平同志履新浙江不久便提出要“用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指导农村新社区建设，抓好一批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镇”，“使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差距逐步缩小，使所有人都能共享现代文明”。当年6月，浙江就召开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现场会，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相关工作。他还特别强调要用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推进，提出建立健全“体现群众愿望、时代特征、与时俱进要求的建设扩容机制”“体现资源节约和城乡一体导向的科学规划机制”“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资建设机制”“改革先导、城乡互动、政策配套的制度创新机制”“领导挂帅、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等五项机制，有效遏制了城乡环境差距日益扩大的态势。

　　（三）坚持“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进入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念好‘山海经’”“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创新理念，还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比如，他指出“舟山可能就是我省一个很大的后发优势”，“舟山要把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做深做大”。在路径上，他要求“如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证明很好，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进一步加大结对帮扶和‘山海协作’力度，创新扶贫机制，拓宽区域协作和结对帮扶领域”。他还着力推动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了省对市县的“两保两挂”政策，实行发达地区干部、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到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任职工作或轮换下派制度。习近平同志领导实施的“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山海协作工程”三大工程，不仅在当时快速提升了浙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着眼长远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摘帽。

　　（四）坚持“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着力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试。当年7月，习近平同志召开专题座谈会，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他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吸引力和感召力”。2005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其中重点围绕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三方面，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他要求，“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公益性文化事业稳步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旅游场所实行免费开放，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常年免费开放的省份，并由此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文化场馆免费热潮。浙江还率先实行“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资源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配送力度，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谋划并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他强调，“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浙江从实际出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放活，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着力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横店影视等一批有全国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浙江新华发行集团等有活力的文化流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义乌文化用品博览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会展品牌加快形成，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浙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重点，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发挥经济政策杠杆作用，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建立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这为浙江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文化繁荣、精神富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注重从体制上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擦亮共同富裕生态底色

　　生态环境关系共同富裕的底色和成色。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作为先行发展的省份，生态环境污染的阵痛愈加明显，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自然包含着人们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提高”。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出台《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制定全国第一份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鲜明提出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拉开了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生态省建设大幕。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破解长期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引。他强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他还要求，“把握新时期环境保护的特点，注重从体制上化解环境矛盾，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治理污染，注重把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注重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环境保护”。

　　在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各项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始终要求必须发挥好体制机制创新的驱动力量。他强调，生态省建设要“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习近平同志的支持推动下，2005年，浙江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全省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循环补贴制度等绿色财税制度初步建立，推动浙江率先驶入打造共同富裕生态之美的快车道。

　　（六）坚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着眼形成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推动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突出人民群众共享真实有感的发展成果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发展，浙江社会经济结构快速变动，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先发早发并日趋复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在深入系统调研的基础上，他指出“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在扩大”，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制度是管大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公信力。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以制度化手段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他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更好地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充当‘三次分配’的作用”。他还要求“完善城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制度”，“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以深化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推动建立了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并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闭环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民情反映机制、民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督查考核机制等，使这项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时至今日，“为民办实事”依旧是浙江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也是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委班子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部署。他还要求，“必须着眼于制度来谋划，建立健全正确引导发展的激励机制、顺达通畅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全面覆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机制、有效疏导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正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平安浙江”建设日益深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毛细血管”，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真实可及的安全感。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之后历届省委、省政府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提供了重要遵循。自“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如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河长制、特色小镇、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改革、“四张清单一张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等，不断构建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协调发展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十大体系，使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唱响改革“大合唱”。

　　（一）围绕建设“经济大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愈加厚实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浙江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的要求，坚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多年来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着力推进减税降费改革，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经济发展质量显著增强。2007年至2023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8640亿元增加到8255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3.71万元增加到12.50万元。二是加快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迭代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市场主体活力迸发。自2020年起，连续四年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位居全国第一；浙企数量连续25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居全国第一。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聚焦以混改为主导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出台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1＋6”行动方案、《浙江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多项改革配套政策，新型国有企业发展体制逐步建立。四是建立健全对内对外开放机制，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功承办G20杭州峰会，创新谋划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建立健全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机制，“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发力。2023年，全省出口占全国份额升至第二，进口首次跻身全国前五，外贸贡献率居全国首位。五是推进城乡体制改革，聚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深化完善四大都市区建设体制机制，推进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等改革，不断深化“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和新型城市化改革，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7年的57.2%提高到2023年的74.2%，居国内第一方阵；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86，连续11年呈缩小态势。

　　（二）围绕建设“法治浙江”，强化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作用

　　法治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资源，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浙江坚持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新经济新业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共同富裕铺就法治基石。比如，2007—2022年，浙江共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171件，其中《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等20多部地方立法开创了全国第一。与此同时，浙江还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基本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依法行政能力大幅提升。目前，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省份之一。同时，还以司法理念的及时更新和全面深化改革为内生动力，推出“八项司法”（2009年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人民作出了“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承诺。八项司法即能动司法、和谐司法、民本司法、协同司法、规范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基层司法）和“三大机制”（2016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全社会法治风尚更加浓厚，“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逐年提升、走在前列，浙江被公认为是最具安全感、司法文明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三）围绕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全省人民精神共同富裕

　　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浙江坚决贯彻习近平同志谋定的“文化大省”建设方略，守正创新、破立并举，持续深化文化领域各项改革，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2008年，制定出台《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提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点和动力。2013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动力引擎作用更加强劲。全面完成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任务，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专门设立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设立省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大力实施“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86个文化体制改革重点项目，出台《关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意见》《进一步健全国有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两次召开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将文化产业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万亿产业”，编制《之江文化产业带发展规划》《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文化事业在改革的催化下蓬勃发展，城乡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构建。浙江音乐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院、小百花艺术中心、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重要新时代文化地标全面建成并高品质运行。全省建成2万多家农村文化礼堂，500人以上行政村实现全覆盖。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从2016年的2350平方米增长到2023年的4259平方米。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5万余家。

　　（四）围绕建设“平安浙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下转第十版）

　　（上接第九版）

　　共同富裕不仅仅要让“钱袋子”鼓起来，更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平安和谐、舒心幸福的良好环境。浙江坚持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平安浙江”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改善民生，不断提高风险管控能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事业领域，2008年4月，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改善民生十个方面“50条”具体措施，把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建设推向纵深。2009年浙江出台《关于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机制，建立健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机制，完善职业教育、技工教育体系，创新发展“互联网＋教育”模式，按要求落地落细“双减”改革政策，教育强省建设向前迈进一大步。创新开展全省域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改革，持续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全省卫生机构由2003年的1.1万家增至2023年的3.8万家（含村卫生室）。社会治理领域，坚持平安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省域实施“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创新构建“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基层治理四平台、村社全科网格）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浙江省内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从2004年的92.33%上升到2023年的98.88%，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浙江被公认为最具安全感、司法文明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五）围绕建设“绿色浙江”，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切实增强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只有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成色才更足。浙江持之以恒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走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理念的创新带来了浙江生态环境发展的实践创新。2010年，省委作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2012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将“坚持生态立省方略，加快建设生态浙江”作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重要任务。2017年，出台《浙江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9年，通过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验收，建成全国首个生态省。截至2023年，浙江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9个，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9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88个。建立健全由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形成了强制性制度、选择性制度、引导性制度相结合的制度结构。在全国率先建立省域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机制，河长制等在全国推广，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打造了GEP核算试点等一批全国改革样本，碳达峰碳中和体系构架基本形成，逐步形成了“政府有为、企业有责、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大生态保护格局。浙江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10年上升。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价值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始终重视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以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将改革摆在事关浙江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形成了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性认识和规律性总结，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谋划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素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基本路径遵循。

　　（一）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相统一

　　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为了谁”是宗旨问题，改革为了人民是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不论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是从实施“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山海协作工程”三大工程，到“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域美丽全民富裕大花园”，根本上都是强调强省与富民结合，千方百计促民富，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依靠谁”是方法问题，人民群众是推动改革的主体，浙江始终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作为改革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正是因为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枫桥经验”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武义县村民首创的村务监督“后陈经验”得以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义乌依靠人民深耕制度创新“试验田”，打造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一带一路”支点城市与自贸试验区。可以说，浙江迈向共同富裕改革路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坚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相统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宗旨依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人民是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围绕促进共同富裕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领域推进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

　　共同富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构建基础性制度安排。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共同富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需要以基层探索来发挥对全局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比如，针对浙江农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通过了全国首个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类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成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之后，在总结瑞安等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并推广到全省，使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浙江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重点改革过程中，都是首先进行部分地区试点，取得经验后完善改革方案，进而逐步在面上推开，既确保了整体局面的稳定，又做到了循序渐进实现改革目标。回顾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历程，不难发现，正是坚持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融合，才实现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进而在很多方面快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谋得了利益、增进了福祉。

　　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多次强调，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协调。特别是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既为共同富裕设计“路线图”，提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又鼓励支持地方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统筹考虑发展大局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总结上升为制度设计，从而分阶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改革，既需要统筹推进，形成人财物的集约集成以及整体与局部的联动效应，又需要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率先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上，浙江先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进而一体推进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土地、财政等相关领域改革。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浙江精准抓住“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关键环节，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而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增创了经济加快发展新优势。在推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突破方面，浙江充分发挥数字化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加快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机制、省域一体化发展机制，进而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从整体上有效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可以说，既坚持系统协同推进工作，又聚焦重点、靶向发力，是浙江在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上不断攻坚破难的重要法宝。

　　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面对促进共同富裕这样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在相关改革举措落地过程中，既要注重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深刻把握相关改革的内在联系，也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找出关键环节、关键点位、关键堵点，集中力量突破攻坚，以点带面，切实增强改革促共富的整体性、协同性。

　　（四）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就是要求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比如，针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管理水平跟不上、国际化水平上不去的问题，浙江推动强县扩权改革，赋予义乌设区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给这个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了一件大衣服；针对“脏、乱、散、差”的农村面貌与城乡差距，部署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通过持续抓、创新抓，造就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当前浙江正聚焦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问题，秉持“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效果导向，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以说，在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从问题出发、以实效落地深深根植于丰富的基层实践土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效果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鲜明指出“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哪里出现新问题，改革就跟进到哪里”。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是前所未有的实践创举，必然面临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谋划推进改革，找准、正视、分析、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快破解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具体问题，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一步一步朝着既定目标迈进，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图景。

　　（五）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坚持“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

　　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坚持以长远的眼光谋划改革，分阶段分步骤扎实推进，积小胜为大胜，兼顾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习近平同志2004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的文章，以“地瓜理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解答了“浙商要不要走出去”的问题，引导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关系，摒弃只看到眼前“存量变化”而看不到长远利好的短视观念。“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鲜明体现了高瞻远瞩、放眼长远的发展视野。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牢牢把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两条腿走路”“接轨上海”等开放决策和开放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浙江独具的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叠加优势，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用，以开放发展赢得更大发展空间。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引领下，浙江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十分注重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求一时之效、眼前之利，而求长久之效、长远之利。

　　坚持“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针对共同富裕有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当下和长远的动态关系，指出“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以历史视角、长远眼光深谋远虑，兼顾运用“跨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思维，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制定长周期的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推进计划，把长远目标科学合理地分解成若干短期目标，再把短期目标细化成若干项重点任务，着力推进其中所涉重大改革，通过完成重点工作以纲带目、纲举目张。

　　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共富型体制机制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以重点领域改革为牵引，全面推进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打造高质效改革先行省，浙江要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一体推进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先行探路。

　　（一）健全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夯实共富之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实体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着力破解全面创新的瓶颈制约，在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一是以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推动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模式跃升、数字赋能跃升、数据价值跃升、普惠共享跃升，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把浙江打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法治保障最有力、经济生态最健康的营商环境最优省。三是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着眼构建全方位全要素、高能级高效率双循环，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四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创新策源地。实施“315”（“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云计算与未来网络等15大战略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打造“产学研贯通、上下游一体”的科创全链条。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推进高能级科创平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过程全链条全周期”重大科创平台。五是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支点。以超常力度一体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政策向创新主体倾斜，资源向创新主体聚集，人才向创新平台聚集，不断提高人才工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贡献度。

　　（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为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一是加快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全面实施“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完善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构建新型慈善体系，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二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化“三位一体”（生产、供销、信用）农合联改革，深化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三是全省域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体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和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深化城乡规划建设机制改革，加快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构建居民幸福共同体。

　　（三）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推进发展成果共享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是习近平同志留给浙江的宝贵实践财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在为民服务先行探路中实现社会活力全面激发、整体能力全面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开创民生优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一是大力推进优质教育共享。更大力度建设教育强省，深化落实“双减”政策，以新机制新建成一批高水平大学。二是深化“健康浙江”建设。全省域推行“健康大脑＋智慧医疗”，形成全覆盖、均等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成国家医学中心、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打造公共卫生最安全省份。三是探索构建共富型大社保体系。积极稳妥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提标扩面，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新时代社会救助体系。

　　（四）健全促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体制机制，打造精神共富高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体系，构建浙江红色精神谱系。二是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试点省建设，全面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打造“品质文化智达惠享”“礼堂家”等应用场景，深入实施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优、百名文化大家引育、百亿文化设施建设、百城万村文化惠民等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三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四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打造国家数字文化创新基地，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培育文创经济，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构建起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格局。

　　（五）健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机制，绘就绿色共富图景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成为全域美丽大花园建设的省域示范，必须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机制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全域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打造空间治理数字化改革先行省，构架共富型自然资源政策体系。二是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高水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三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加快构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治”体系。四是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建立生物遗传样本库。五是全面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全面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

　　（六）健全“法治浙江”与“平安浙江”协同建设体制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进共同富裕先行，要强化法治规范引领保障作用，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一是坚持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全链条贯通。二是完善架构完整、目标量化、管理闭环的法治建设体系。深化实施“法助共富、法护平安”专项行动，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法规规章体系，纵深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实施乡镇（街道）法治化综合改革，健全社会大普法工作格局。三是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治理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深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建设，加快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课题负责人：许垚 李济林 方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