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观马寅初纪念馆时，馆长拿出笔砚让我题词。我略加思索，写下“荣辱不重要，唯有真理高”十个字。这十个字表达了我对马老捍卫真理精神的崇敬，同时也表达了我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凝聚为思想人生的座右铭。

　　真理在哪里

　　1959年我怀揣大学入学通知书，踏上开往北京的156次列车。8月31日清晨经山海关站停车20分钟，便赶紧跳下站台、冲上天桥，一览天下第一关雄姿。一时心血来潮，便填了一首词“忆秦娥 山海关”。后来稍有修改，但主题和意境未变。这样写道：

　　东风湃，骤雨初歇过山海。过山海，雄关依旧，孟姜安在？

　　亿万青砖垒山隘，乾坤一抖东方白！东方白，报国有门，学子归来。

　　为何说“学子归来”呢？因为那时的我离别家乡，千里入关到北京大学读书。车入关内，方志敏烈士遗作《可爱的中国》一文涌上心头，背井离乡之感又被浓浓的家国情怀所替代。那种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入学不久，却遇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北大校园掀起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热潮。这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期刊）阅览室一隅，找来马老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各种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越读越觉得老校长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反观那些批判文章，大都抓住马老文章中的几句话，进行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再摘引经典作家几句语录对照批判，最后扣上一顶“中国的马尔萨斯”大帽子，一巴掌把马寅初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了下去。这着实使我困惑了很久，反复思索的一个问题是：究竟真理在哪里？

　　另一桩困惑，是所学经济理论特别是计划经济理论优越性与实际并不符合。我在北大学习经济学五年，通过上课、学习原著和参考书，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外近现代经济史。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爆发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可以通过计划经济轻松搞定，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完全能够满足生产和人民群众对消费的需求。然而我发现，事实却不尽然。当时国内一方面煤炭、石油、钢铁等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粮食、棉布、肉类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以至不得不实行低标准、按人头计发、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这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出入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大幕就此拉开。此时长期缭绕在我脑海中的困惑逐渐融化、清晰起来，随即拿起笔来投身到这场正本清源的博弈中去。由于研究范围拓展和研究深度加强，我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发表的论著不断增多，以对真理执着追求为直接目标的研究也增多起来。这里举出三例，以见一斑。

　　其一，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是我长期郁积于胸的一个心结，可以说20年磨一剑，必须将这段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于是我梳理20年积攒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整理思绪，毅然提笔一气呵成《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一文，并将文稿寄到光明日报社。不久收到该报社回复，称文章很好，准备加一编者按，作为对过去错误批判总清算的重头文章发表。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约稿和邀请我做学术报告的越来越多。随后我又将马老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章、报告、答记者问等搜集起来、编辑成册出版。20年后又受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主编《马寅初全集》15卷公开出版发行。

　　其二，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羁绊。由于我所学专业原本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深信不疑。在学习国内外相关经济史和社会实践过程中，也为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而欢欣鼓舞。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参加调查次数的增多，我亲身体验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民众依然过着清贫的日子。这离教科书和宣传中所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相去甚远。联系那时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属于短缺经济类型，物资供应紧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为过剩经济，面临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对此怎样用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阐释？以全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可行不可行？这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便在《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按需生产》《大会战是经济发展的好形式吗》《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等文章，论证当务之急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解放生产力。

　　其三，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新人口论翻案、人口经济理论拨乱反正，让当时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取得较多共识，从严控制人口增长提到议事日程。1980年3月至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发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我参加该座谈会并负责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阐释提倡生育一孩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代人即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的一项特殊政策。然而临近30年时间节点，政策调整却不见动静。作为政策制定知情学人，我深知如果人口政策不及时调整，造成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过快、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总体人口提前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对人口自身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严重和不易改变的。于是我便将写好了的建议政策调整的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社。2009年12月4日该报理论版头条发表了我的《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提出除双独夫妇可再生育一孩外、一独也可生育二孩，在不生育三孩下可普遍生育二孩。这引起相关部门一些领导的注意。我也感到了压力，但仍坚定地认为调整是政策制定时的初衷，近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便义无反顾地又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和专著，坚持政策必须调整。后来，国家终于在2013年作出一独生二、2015年作出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决策，使人口政策调整基本到位。

　　对真理的追求还在路上

　　回顾四五十年科研工作走过的路子，总的说，我一直坚守着对真理执着追求这一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感触和受益良多。什么时候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多一些，写出的作品就深刻一些；什么时候思考运用少一些，写出的作品就不够厚重，质量不高。归结到一点，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渗透和融入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中，成为“三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拓展研究思路、促进研究深入所必要和必需的。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或宇宙观，是指人们对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宇宙的总体观念、根本看法。不同的世界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上表现出来。是物质、客观存在第一性，还是精神、主观意识第一性，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唯物史观认为，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内在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认识、掌握、运用这样的规律改造世界，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具备并不断提升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地总结积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经验，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而提升发现、运用、坚持客观规律的本领，就要具备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意志和品质。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综合判断，是权衡和支配行为的一种基本理念。由于对事物价值实质、结构、衡量标准等的认识存在差异，价值偏好取向不同，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长远、个体与群体（集体、民族、国家）主导价值取向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对真理执着追求的价值观，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更趋向精神层面；在当前与长远关系上，更趋向长远层面；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更趋向群体层面。这种价值取向代表着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就要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讲话、撰写和发表论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作为学人的历史使命。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一种人生观。前面提到，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有时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而可能在少数人手里。这就要有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坚信真理在博弈中越辩越明，即使遇到重重困难、波折，但最终真理会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成为人民大众的共识。这种真理必胜的信念，闪烁着为真理而奋斗到底的人生观光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一种人生观，是将追求真理与人生目的、轨迹、成败、喜怒哀乐结合起来、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式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