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下这么一个题目。古往今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一、近代浙商的崛起

　　晚清“五口通商”之后，商人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角色日渐重要。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在财政上被迫倚重工商税收，商人捐纳也流行于一时，洋务运动赋予投资新型工商业更多的政治正确性。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许多士人不再以经商为偏途，尤其是新政改革浪潮中，清政府大力奖励创办工商业，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日渐上升。中外通商重心在晚清已经由原来的广州转移至上海，浙江商人以地利之便成为上海主要地域商业人群，其势力在国内各通商大埠也迅速发展。

　　不同时期商人的背景不大相同。如果按时段来区分的话，早期按照中国传统商业习惯培养出来的商人仍是主流；但洋务运动之后，一些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开始进入商界，并扮演重要角色；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随着接受新学教育者甚至留学回国者从商者众，新派浙商开始崭露头角；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浙江商人进入政府机构，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新型商人成为主流。

　　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论，至少宋代以降中国人多以儒家文化为本位。而儒家社会尊崇“四民秩序”——“士农工商”，商人至少在名义上并不是社会轴心，“轻商”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气。俟至近世，虽然在国家经济上商人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商人未必在民间社会已得到普遍尊重。因此，懋迁有无者如何提升自我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往往成为其思考的重心。

　　因此，无论是哪种背景的商人要立足社会，公益服务精神仍属必要。所谓公益包括投资于文化事业或创办慈善机构等，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亦比较相符。同时，在近代国家危亡形势下，社会舆论也希望商人能够“爱国轻利”，因此，至少在对外表达上，商人即被要求以家国为重，投身于社会及文化事业。当然，在任何时代，如果许多个人有类似行为，甚至蔚为社会风气，后面要么有传统社会结构在支配，要么有国家政策在倡导。近代浙江商人人文情怀的背后，其实也不外乎这两种动力作用。

　　二、近代浙商人文情怀的成因及特征

　　政府制度对于商人捐资办教育、支持文化事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奖励善行的制度规定往往有明显效果，社会文化氛围亦会更加浓郁。中国很早就有鼓励民间创办义学，成立支持参加科举考试的基金（时称“宾兴”）的传统。近代这种政策激励，越来越与一些实际的荣誉身份挂起钩来，譬如捐资办公益在清末可以获得一定级别的功名。这种做法虽常被那些正途出身的人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政策理性的角度来看，捐纳制及其他奖励制度，使得商人更加愿意乐善好施。值得留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制度其实相当成熟。晚清以商人为主的义赈活动，即多由慈善机构直接将捐款或捐赠物资发放给受助者或被捐助者，中间费用很低。如果是捐资兴建宗教或教育机构，那么捐款人对机构运营有相当的决策权，机构人事亦多由捐助者为主要成员的董事会聘请任命，当然建筑甚至机构由捐款者冠名亦是惯例。这种管理制度经政府备案后得到保护，即使初始捐款人逝世，其后人也愿意继续捐款维持学校运作。这些做法，也都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性制度在起作用。

　　与近代东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有关，江浙商人所支持的社会文化公益慈善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特别突出，因此也可以说“人文情怀”特别强烈。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商人”，更多仍是以工商业为本业的人。这里所讲的“人文情怀”，主要指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人们对文化传承与教育、慈善等活动的关注意识，这种关注往往会超越现实利益，并且对文化教育的继续发展有正向贡献。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浙江商人在哪些方面表现何种“人文情怀”，以下稍微举例加以说明。

　　浙江商人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或者其人文情怀，最普遍的体现便是投资兴办教育。晚清废除科举大办新学之后，全浙各府都开始将原来的旧制书院改办成新式学堂。与此相对应，一大批新式小学堂亦开始被举办，经费则多赖商人捐款。当时江浙两省商人捐资兴学方面的热情领先于全国。著名者如胡乃麟在家乡杭州捐出巨资创办安定中学堂，慈溪旅居日本侨商吴锦堂在原籍创办锦堂学校，宁波巨商叶澄衷在上海花费巨款创办澄衷公学，都是国内有名的商人办学案例。上虞籍绅商经元善1898年在上海办经正女学，开风气之先，轰动一时。不但个人捐资办学成风，浙江商人旅居外地，往往成立同乡团体以办理公益慈善事业，其中教育便是主要事项，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曾在上海创办10余所小学，天津浙江会馆也创办浙江旅津公立小学，都是群策群力重视教育的例子。后来虞洽卿等宁波商人曾倡办四明大学，这可算是后来包玉刚捐资办宁波大学之先声。四明大学筹办费用后来移作教育基金，奖励成绩优异的同乡子弟。这种商人捐资创办的教育基金在近代浙江并不少见。

　　浙江商人对文化另外一方面的贡献就是创办藏书机构，整理乡邦典籍，弘扬文化传统。浙人素好藏书，晚清中国四大藏书楼，浙江独占其二（湖州皕宋楼与杭州八千卷楼），其兴衰命运都与经商有关。1920年代，浙江富商刘承干在南浔兴建嘉业堂，藏书60万卷，其数量与价值当时号称海内第一。公共图书馆在浙江之兴起，背后也多有商人出力。如湖州兴建海岛图书馆，当地丝商、皕宋楼主人陆树藩就曾大力支持，无私开放其藏书供学生及社会各界阅读。温州创办籀园图书馆，温州政商名人黄群等人亦予以支持。近代浙人对乡邦文献整理极为关注，一旦有整理计划，商人多乐于捐资促成义举，如刘承干出资编《吴兴丛书》，黄群等人发起编纂《敬乡楼丛书》，宁波商人支持张寿镛等人接力完成《四明丛书》之编纂，都可为后人示范。宁波旅沪同乡会还在上海办理月刊，定期刊载乡邦文献，保留甚多珍贵史料。

　　近代浙商特别重视文化，可能也与拥有科举功名者进入商界者较多有关。江浙本来就是科举人才大省，当政府大力倡导振兴工商，并且出台具体的奖励制度时，自然吸引了一些科举功名获得者的注意。例如海盐籍的名人张元济，先拥有进士与翰林功名头衔，后来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名商，他不但创办商务印书馆，还尽力搜集各种珍贵图书加以典藏，又开创性地编纂新式教科书。另外一起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竞争者的中华书局，其创办人陆费逵其实也是浙江桐乡人，原为张元济手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两家出版社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类转型时代的“儒商”在抢救濒危传统文化方面亦颇有贡献。如中国古琴传统能够传承，湖州商人周湘龄功劳至伟。周湘龄本为秀才出身，精于诗词琴画，后成为两浙著名盐商。他还热心公益，如创办学校与医院，修增古迹，赞助补抄文澜阁阙卷等均不遗余力。但是他一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业绩，却在于整理保存古琴艺术，他不但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古琴收藏家，还著有许多琴史著作。

　　当然，新型商人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也不亚于科举制度以来的人物。如中国近代著名书画家吴兴人王一亭便是一显例。王一亭本业是日本轮船公司买办，曾师从许多名师学画，后来成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王一亭也是中国佛教界重要人物，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对于公益善举向来都身先士卒，最后其逝世也与巡视其创办的传染病医院时感染有关。其他又如宁波商业世族——小港李家与中国近代美术发展亦甚有关系，张大千曾在上海长期得到李家人关照，与李祖韩、李祖莱、李秋君等人关系都极为密切。李秋君则是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创办人，她父亲沙船业巨商李薇庄，其实亦是王一亭早年的伯乐与赞助者。

　　浙江近代人文鼎盛，名人辈出，与商人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密不可分，这种热衷也可以从他们子女后来的成就中发现。如新诗圣手徐志摩便出自海宁硖石首富徐氏，其父徐申如曾长期担任硖石商会会长，他不但经营酱园、丝厂、钱庄及电灯厂等业，还是浙北地方公益事务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救济事项甚多。

　　三、人文情怀的商业反哺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商人在价值认同上的人文向度，也会反哺他们的商业活动。商人在营商时，有时就未必以“利润”为唯一考量要素，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要求商人不能完全唯利是图。社会价值、公益性，便成为一些商人经营时需要考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商人组成的行业公会，自然较容易在行业规范上采取有效的管理举措，行业规则也比较容易得到普遍尊重，这对于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不无助益。商会与行业公会在近代中国往往成为地方公益事务的主要倡导者与维护者。

　　商人的人文情怀，也会使企业在文化上有更多投入，对企业文化有正面影响。如湖州籍丝绸商人蔡声白对传统儒家伦理与新式科学管理思想都有研究，他后来成为美亚织绸厂的总经理，并打造出中国规模最大的丝绸织造企业集团。他在美亚不但创办《美亚周刊》，也鼓励职员举办文化俱乐部，其企业文化以科学管理为本位，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新式工厂模范。美亚的团队干部，后来便成为江浙沪地区素质较高的机器织绸业专业人才。

　　总之，在近代中国，金钱未必是个人地位最重要的决定要素，文化品位及社会贡献度才是决定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准。当然，这里所讲近代商人的人文情怀，未必比传统中国更为强烈，也未必是浙江商人独有这些情怀，只是文化与经济之关系如此密切，江浙地区在近代本来就以商业与人文同时繁荣而著称，所以浙商在晚清民国时期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贡献便很显著。浙江以外，近代中国其他各省商人在社会文化公益慈善方面的贡献亦非常大。那个时代许多商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值得今天商界人士传承和借鉴。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