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的桐乡基层治理经验是各地探索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范本。但部分地区在持续推进“三治融合”的过程中也遇到“法治太硬、德治太软、自治太任性”的困境，未能形成德治与自治、法治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作为“三治融合”经验发源地的桐乡在持续创新中实现了德治的内涵式升级，提出“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治理模式，为德治的有效运行及与自治、法治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更为优化的解决方案，真正使德治成为让基层善治运转起来的内生动力。

　　全过程参与模范评选，营造崇德向善良好氛围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我国基层治理单元不再是基于家庭、宗族等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熟人社会”，人口的流动性打破了乡村内生性的规则平衡，亟需通过与现代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方式重新构筑治理共同体的共识基础。桐乡的德治实践证明，常态化开展群众深度参与的各类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在群众评议、表彰激励、宣传推广的完整闭环中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能够为治理共同体夯实德治的基石。

　　通过挖掘凡人善举和身边好人树立“善”的标杆。从历届“桐乡好人”的评选过程看，选树的大都是群众身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人物，产生的过程也不再局限于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推荐，而是通过向全社会公布推荐电话和邮箱，鼓励群众主动挖掘发现凡人善举。通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来树立道德标杆，有效解决多轮次评选活动易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的弊端，切实增强群众对道德模范的认同感。

　　通过“日行一善”的大讨论达成“善”的共识。2019年起，桐乡市文明办发起并持续推进“日行一善·人人争做正能量发光体”的大讨论，引导广大群众结合自身职业和日常生活就善行善举的具体内涵及其实践方式开展广泛的讨论。这一举措为道德标准的讨论创设了公共场域，让公众在“思考—表达—交流—反思”的过程中形成道德共识和舆论共情。

　　通过“有德者有所得”机制弘扬“善”的风尚。桐乡市不断探索完善对道德模范和凡人善举的礼遇激励机制，制定出台《桐乡市道德典型待遇保障若干规定》，全面保障对道德模范的关爱奖励，并创新推出“三治信农贷”“好家庭信用贷”“文明商户贷”，将道德评议结果作为授信的重要依据。这些举措向全社会释放出强烈的崇善信号，有效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实现了在“陌生人社会”的大规模场域构建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方位提升文化阵地品质，凝聚以德辅治精神力量

　　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力量不是无源之水，它扎根于当地绵延千百年的地方传统，同时在与现代化理念的碰撞交流中汲取变革动力。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阵地的建设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现代文明理念的涵育传播以及二者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必要的载体。近年来，桐乡市从内涵建设、机制优化、资源整合、技术赋能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文化阵地品质，充分凝聚和激活以德辅治的文化资源。

　　为基层阵地赋予地方特色，做好“传承”文章。桐乡市地处富庶的江南水乡，近代以来又得风气之先，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和民众行为的理性化程度都相对较高，各地都积累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现已建成的53个村级道德馆、家风家训馆等基层阵地，充分挖掘“风雅桐乡”的乡土文化资源，汲取传统道德的有益养分。特别是与当地名人相结合的家风家训传习教育活动，选取当地群众引以为傲的丰子恺等名人，提炼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宽厚待人等日用而不觉的家训内涵，为实现以德辅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为文化活动赋予时代特色，做好“融合”文章。如何用好遍布城乡的基层文化阵地？桐乡市坚持倡导主流价值与丰富活动形式相结合，以桐乡大讲堂、青年名嘴说等深受群众好评的品牌活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以“互联网+志愿服务”的模式激活每一个现代化基本单元。同时，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治理方法，引入社会力量，采用数字技术，优化文化礼堂等基层文化阵地的运行机制，努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方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凝聚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制度化参与治理实践，形成现代化治理优化路径

　　德治建设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实践过程，公众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需要在参与治理的实践中得以培育。桐乡在“三治融合”初期就推出的“一约两会三团”（即村规民约，乡贤参事会、百姓议事会，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就是制度化、体系化的参与平台，不仅为自治和法治提供了组织载体，更为现代化公民的成长提供了实践载体，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双向互动。

　　在个体层面，制度化的参与实践培育了现代化公民的公共精神。桐乡市在充分总结“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经验上，在全市221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部成立了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阳光议事厅等参与平台，让广大群众能够围绕关心且熟悉的公共事务讨论议决，在有序参与中培养互信、互惠、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提升理性交流、合作共事的能力。同时，当地全面完善并落实“五议两公开”议事决策制度，将民主参与作为基层事务决策的必要环节，真正让广大群众在“有序参与—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中提升自我效能感，不断强化自觉参与公共事务、为治理共同体尽责的公共精神。

　　在组织层面，制度化的参与实践形成了现代化治理的优化路径。桐乡的治理实践表明，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治理手段叠加，多种治理理念与方法的“化学反应”才能创造出更富生命力的治理之道。以移风易俗改革为例，针对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和农村宴席攀比的老大难问题，桐乡市推出“村规民约+文明评判”的组合拳，将“节俭促共富”的文明理念写入村规民约，由群众自己评判适用于当地的酒席标准，依托红白理事会、道德评判团等自治组织开展自我管理，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交互赋能。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群众的参与中赢得了认同和支持，既从根源上解绑了群众的“面子债”，又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的方式形成了良好的治理秩序，为探索高效可持续的基层治理贡献了“三治融合”新经验。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