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唐末诗人罗隐的故乡。再早些，是武则天时代宰相许敬宗的故里。到了北宋，苏轼来过，留下了《新城道中》这样清丽、怡情自然的田园诗。这里还有一位上海人不该忘记的“上海造城第一人”方廉，还出产了一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

　　这里是新城，现在叫新登。

　　在浙江，新登的古城墙、护城河历史遗存相对保存较好。这几年，一场“露城显河”的古城有机更新，一次次把这个叫“新登”的小镇推到台前。新登想“露”的是古城墙，想“显”的是护城河，在规划的蓝图中，与其他拥有古城墙的地方一样，让古城墙成为一种文旅资源，是一个共同的梦想。

　　我能想象的古城墙复兴的场景是在开封，多年前，一个秋风习习的早上，大巴车把我拉到开封新建的古城门外，导游让我们看一场开城仪式的表演。身着宋朝服装的演员们伴随着悠长深沉的乐曲鱼贯而出，城门不远处，是一条交通要道，公交车、私家车还有电瓶车，来来往往。古代和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就这样在城门前冲撞，让人觉得滑稽，看着演员们努力的样子，又让人觉得悲壮。

　　传统和现代，到底应该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共融，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成熟到可以借鉴的经验。

　　古代的城市和现代的城市，构造的初心理念完全不同。

　　古代城市形态上是围合，功能上是防御；现代城市形态上是开放，功能上是吸纳。城市功能上的对冲，导致古城墙在新旧时代变革中被大量破坏。

　　这样的破坏，其实不分国界。当一个地方被工业浪潮席卷时，代表旧文明的古老城墙与新一轮城市建设就会发生矛盾，古城墙的防御和围合形态，客观上阻碍了城市和资本的扩张。这种文化冲突，在许多国家和地方，起先都是简单粗暴的，拆除城墙成为决策优选。

　　民国二年，杭州拆除围合的城墙，从此拥“西湖”入城，迄今只留下了钱塘门、涌金门、武林门、庆春门等等地名。百年前新闻报道记载了当时欢欣鼓舞的变革，站在当年的维度，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对的。

　　如果现在再来看梁思成、林徽因当年对古建筑保护的识见和努力，已成为古建筑保护迷雾中的索引，这已不是一个建筑学术上的偏好。

　　工业化浪潮是不是必然导致新、旧两种形态的城市水火不相容，工业化到底有没有“边界”，任由它们对古建筑赶尽杀绝，现代化的城市，是不是必须高楼大厦、霓虹满街？

　　我们仍然缺少识见。

　　到底什么是好的城市、好的建筑，我们其实仍然说不上来。而这是相当关键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知道、不理解，就会导致古建筑保护歧路漫漫。就像我们站在《蒙娜丽莎》前，或是梵高的《向日葵》前，不知如何去欣赏。就像一个挂满名画的博物馆，没有了懂得欣赏它们的观众，这样的博物馆，还会有人气吗？

　　去年冬天第一场雪后，我让同事拍了一段雪过新登古城的视频。有一个朋友说，其实，我们都不懂古城墙，它不仅仅只是初雪之下的历史沧桑。

　　我说，期待有一种文化审美。朋友说，应该期待一种文明归来。

　　我折服。

　　在现代城市建设发展史上，有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是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要具备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另外一个是1977年在秘鲁马丘比丘发表的《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城市建设要注重城市各种元素的融合，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让城市充满生命力。

　　这两个文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城市建设文明。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一个好的城市？现在已经有一种共识，应该是新旧共存融合，并发展出方便人群聚集、使用的城市空间。

　　课题如此之大，但方向只要对了，其他的，应该留给时间和路径。

　　这座叫“新登”的古镇，会有一天走到它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