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浙江足迹》用较大篇幅记述了习近平同志与一部村志的故事。

　　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同志考察衢州江山市白沙村。他在白沙村老会计毛兆丰家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有兴趣地拿起来阅读，边阅读边和毛兆丰交谈，并鼓励毛兆丰“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

　　小小的村志，何以引起习近平同志的关注？这一举动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地方志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地方志延绵两千多年，成为传承地方历史、弘扬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动载体。习近平对地方志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2014年2月，习近平在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他多次强调修志的意义。乡村志作为地方志“家族”中的一员，它展示的是相对较小的“特定空间”，记述的人物和事件也相对普通，反映的内容更接地气，探究历史变迁的作用更为直接。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

　　地方志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文化是乡村全面发展进步的重要支撑，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乡村志正是乡村文化的一种标志。所以，乡村志编纂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对现实中的乡村而言，更是一种综合性、标志性的地域文化建设。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鼓励毛兆丰修白沙村新志了。

　　地方志是研究“三农”问题的有效参考。习近平曾经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之后在多地分管或领导过“三农”工作，他对农业、农村、农民都有深厚的感情。习近平关注《白沙村志》，也同样体现了他对“三农”问题持续而深入的思考。编纂一部乡村志，实际上是对“三农”问题做了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与个案研究。如果更多的乡村志得以编纂出版，对做好“三农”工作，将是巨大财富，有利于激发人们热爱乡村建设乡村的热情。由此可见，乡村志的意义不可小觑。

　　【作者单位：省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