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会见到有人撰文批评说，中国的家庭没有多少藏书或者没有书房。这些意见也不是没有依据，也不是说的没有道理。但我总疑心说这些话、写这些文章的，好像是从火星上移民过来的。

　　一个家庭如果要有一定数量的藏书，或者书房，那必须首先得有比较宽裕的住宅啊。没有宽裕的住宅，藏书往哪儿搁啊？哪个多余的房间可以用来做书房啊？或者说，书房能够存在，还是得依赖于住房的改善啊。

　　我住宅里曾经有比较宽大的书架，后来有了比较宽大的书柜，再后来又有了一个书房，从书架到书柜再到书房，说来也真是侥天之幸。

　　30多年前，大学毕业，那时住房没有市场化，都由所工作的单位给予分配，僧多粥少，所以有房子的单位一般会成立一个分房小组，制订分房标准，比如工龄、职称等等，按照标准给申请住房的职工打分，由高分到低分，分配住房。

　　好不容易分到了房子，那时的房子面积之小和结构之单一，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比如，一个业务单位，初级职称只能分到小套，即一室一厅，大约三四十平方米；中级职称的可以分到中套，两室一厅，五六十平方米；高级职称的才有条件分到大套，那就可以有三室一厅，七十来个平方米。所以新婚的年轻人，能够分到小套住宅，已经不错了；能够分到中套住房，那是进入了“天堂”，他所在的单位一定是非常有钱，福利一定是极好的——而今天的住房，90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是属于小户型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30年我们生活改善程度的巨变。

　　以30多年前这样的住房标准，房间里哪还有多余的空间来放书啊？能够有一个书架，算是幸运了；更遑论书房了。

　　我算是侥幸，虽然分到的住房都不太理想，但也还是有了放置书架的空间——这也是托了太太的福。

　　婚后参加单位的分房，一开始分到了小套；1998年评上高级职称，单位给补足了住房面积——那时候刚刚开始房改，按照职称，副高级可以享有90平方米的住房，单位按照所在城市当时的分房政策，给我分了一个大套、一个小套，但两套房子在城市的两端，使用起来不便利，所以住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和太太一起搬回到岳父母的住宅。虽然岳父母的住房还算大，书架可以有一个，但想要有书房那是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不过，我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书架可以来放书。这是托了太太的福。所以，我说这是侥天之幸。

　　1998年房改开始了，住房面向社会开始了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我所在的城市那时在世贸中心举办了一次房交会。我和太太去房交会上东看看西看看，一个文教区的楼盘使我眼前一亮，其中主力户型是120平方米。这个文教区我是太熟悉了，学区好，距离西湖又近，120平方米的房子，在那时我看来已经可以一劳永逸地居住其间了。我没有丝毫犹豫地下了订单。三年后，房子交付，装修完毕，2002年暑期结束后，全家搬进新居。

　　新居虽大，算来算去还是少一个书房：厨房、两厅、两卫、孩子的房间、岳母的房间（岳父已经去世）、我们的房间。书房是没有了。但好在客厅足够大，所以大大的客厅里站立着一排巍峨的大书柜——比原先的书架扩大了许多倍——已经很知足了。

　　这也是因为碰巧遇到房改开始了。如果住房不是作了市场化改革，我们如何能够买到、如何能够住上120平方米的房子啊！

　　2002年暑期结束后，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居，我那时是心满意足了，觉得这是可以“长治久安”了，不考虑再作乔迁了。

　　2003年春天，我正和杭州的几位特级教师、知名校长在青田“支教”。中午，杭州二中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最先接到学校的信息，“非典”袭杭，学校嘱咐这位老师赶紧返回；接着几位校长和名师也都陆陆续续接到了学校或市局的信息。平生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疫情，那时我也有点儿紧张甚至“惶恐”的感觉，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傍晚回到杭州，听说有学校接到了“非典”疫情消息，我所居住的小区，有个单元也发生了“非典”疫情，这个单元整个被封闭了。这时候，我和太太觉得，住在热闹的市区，人口密度高，也有“不安全”的因素，生出了到郊外购置房产的念头。

　　也是碰巧，那时获悉正在规划着把城西的湿地建成公园。我看了规划，全家又到那儿走了走游了游。更碰巧的是，一家房产公司在那儿开出了楼盘，楼盘广告说是“纯排屋社区”。真是喜出望外！

　　一场“非典”，触动我家生发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好结果，而我也终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书房。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书房里看书或写作，或整理书籍，总会生出一丝庆幸，庆幸遇上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一个有可能改善住房条件的时代；而那时候的房价，也还是我们的收入能够承担得起的。

　　而我更想说的是，没有足够面积的住宅，哪儿有多余空间做书房呢？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定的精神文明恐怕也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有这么一天，书房成为城市住宅的标配，这将是我们城市一个多大的进步啊！

　　书房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