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去采访的几日，王亚琴忙得不可开交。不是要下村走访农户，做思想工作，签约拆违，就是得到街道开会，不断接收新的指令。尽管工作起来不遗余力，但作为土生土长的野马人，王亚琴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因为她很清楚，在纯农业的野马村，人与猪的关系，又是何其亲密稳固。

　　自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原本默默无闻的“猪三角”，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就像被许多媒体质疑的，嘉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寸土寸金，怎么会发展与定位如此不和谐的生猪养殖业呢。而答案，简单亦发人深思。

　　在平湖，与海盐、南湖交界的野马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千年以来，野马人一直过着种稻、养蚕、育猪的传统农耕生活。小河边，桑树摇曳；农田里，稻浪起伏；猪圈里，小猪嗷嗷。正如人们对江南水乡的想象那般，日子恬静、悠然。

　　“分田到户后，每家每户都会养头母猪。”61岁的村民毛小观回忆说，自古以来，野马人就有自繁自养的习惯，当年他和妻子结婚分家后，1头母猪、2亩田、几块蚕匾就是最大的家产，但养猪、养蚕都只是副业。

　　转折，就在一夕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村里建起了砖瓦厂。高高的烟囱，耸立于农田，白色的浓烟缭绕在平原上。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养蚕业发展，养蚕农户逐渐减少。到1996年，养蚕业在野马村消失殆尽。可惜的是，4年后，野马砖瓦厂因管理不善停产，留下了高耸的烟囱和空旷的厂房。

　　就在养蚕业消失的同时，受周边新丰镇等地影响，养猪业在野马村迅速崛起。这种自繁自养的模式，因为成本的最低化，很快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到2005年，平均每户村民的母猪养殖量已达5至6头。

　　“1头母猪平均每年产生5000元效益。1户家庭，只要养3头母猪，就能支付全年的家庭开销。若养10头母猪，就基本小康了。”这是野马人普遍认同的逻辑。而在王亚琴看来，养猪虽不环保，却解决了野马村的很多社会问题。

　　如今，野马村从事养猪业的，都是“506070”人员。因为长期劳作，野马村的老年人身体都很健康。加上养猪产业已十分成熟，防疫、饲料、收购、处理全都上门服务，养猪是件简单而轻松的事情。

　　白天，留在家里的老人，喂完猪，打扫完猪舍后，依然能下地种菜割稻，有些“5060”人员甚至还出去帮人打短工。而年轻人大都在曹桥街道或平湖市区、南湖区的厂里上班。这种充分就业的状态，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元。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如今农村人情往来的花费很高，每到过年还要办年酒，宴请亲朋好友。而大部分人情往来，依然是‘5060’在负担。这些开支，目前都来源于养猪。”王亚琴说，只有打破这种稳固的人猪关系，野马村才可能突出“猪”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