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上海，展开访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上海出席招待晚宴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忘记过去，对二战期间上海对于犹太人的接纳和帮助永远心存感激。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讲话，不禁令人再次想起上个世纪发生在上海的一段往事。

水晶之夜：灭顶之灾无妄而至

　　内塔尼亚胡这番话引出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说起。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犹太人的灾难开始了。1938年10月28日，1.7万名德国犹太人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情况下在午夜被德国政府驱逐到波兰。

　　在被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他们的儿子赫舍·格林斯潘住在巴黎的叔叔家里。11月3日，他收到了一张来自妹妹贝尔塔的明信片，叙述了她在被驱逐期间的可怕经历。于是格林斯潘开始求助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不过冯·拉特没有帮助他。

　　1938年11月7日，格林斯潘向冯·拉特腹部连开三枪，11月9日，冯·拉特重伤不治死去。这一事件成为后来“水晶之夜”的导火索。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他们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

　　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所以，有德国人讽刺地称之为“水晶之夜”。“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奥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数约18.5万人。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走不了的则只能在集中营里等死。

　　犹太人为避免被抓入集中营，只有离开欧洲。这时，一个地名在犹太人中流传开来，那就是位于遥远东方的上海。

　　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在当时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团体。这些犹太人主要来自中东。旧上海著名的洋商沙逊、哈同都是犹太人。

　　对于在欧洲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来说，上海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希望之城”。

生命签证：中国辛德勒伸出援手

　　虽然在遥远的中国有上海这样一个能够避难的城市，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要离开德国还需要一样东西：签证。

　　纳粹德国当时的规定是，犹太人要离开德国可以，但是必须有外国的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奔走于各国使馆之间申请签证，一张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性命，因而被称为“生命签证”。

　　但1938年7月6日在法国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上，与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等32国均拒绝接受犹太移民，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亮起了红灯。犹太人陷入了无处可逃的绝境。于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就这样出现在历史中，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

　　何凤山出生于湖南益阳，1926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1932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开始在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供职，开始了其外交生涯。

　　1937年，何凤山被派往驻奥地利使馆任一等秘书，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大使馆改为驻维也纳领事馆，何凤山升任总领事。

　　富有同情心的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一名犹太少年1938 年7月20 日一次就从何凤山那里拿到了20份前往中国的签证。这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前往中国的“生命签证”。

　　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继续发放签证。

　　一名加拿大的犹太人回忆说，当年，她的丈夫在中国领馆外排队等候，见总领事的车经过大门，就从车窗把签证申请表扔了进去。他很快接到电话通知，拿到了签证。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也不一。蒋介石当时非常依赖德国的军事援助，使用德国军事顾问，购买德国武器，还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这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压力。

　　何凤山很快就受到顶头上司——驻德大使陈介的干涉。陈介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愿得罪纳粹德国，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1940 年5月，何凤山被调离维也纳。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只是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至少是几千份。

　　众多的奥地利犹太人，就这样持着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离开了欧洲，来到了上海。

流亡上海：宽容中国接纳犹太难民

　　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收留的犹太难民达2.5万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1937年至1939年期间来到上海的。

　　70多岁的尼斯博姆夫妇家住以色列中西部地区一个绿树环抱的小镇，丈夫叫库尔特，妻子叫因加。1939年二战爆发前后，为躲避纳粹的迫害，11岁的库尔特和6岁的因加各自随父母从奥地利和德国逃难到上海。10年后，他们在上海的一个犹太青年俱乐部里相识并相恋，并于1949年一同返回以色列安家落户。如今，他们一家12口人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没多久他们就要抱上重孙了。因加向记者娓娓讲述了他们一家到上海避难的经历。

　　因加回忆说，1939年11月，她的父亲被德国纳粹送进了集中营，当局说可以放他父亲出集中营，但条件是之后他们必须举家离开德国。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拒绝接纳犹太人，而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是中国的上海。

　　“母亲带着我来到柏林，希望能将父亲救出集中营。那时，没有国家愿意收留我们，英国和荷兰只接纳犹太儿童……一个专门帮助犹太人离开德国的组织告诉我的母亲，我们能去的地方只有上海。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的地方，去那里只需要一张船票。我的母亲二话没说，立刻为全家买了11张去上海的船票。”

　　与她留在欧洲的儿时伙伴相比，因加为自己来到上海感到庆幸。“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在欧洲的同龄人没有这种运气。这对我们是一种奢侈。我一直认为是中国救了我们。”

　　与有着强烈排犹、反犹传统的欧洲相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外来移民历来采取包容态度。中华民族宽容、礼让的传统美德，使得犹太难民得以远离敌视与迫害，在正常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恢复了作为人应有的尊严。

　　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的犹太社团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他们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修建了犹太会堂、学校、医院，成立了各种俱乐部和商会，并创办刊物，成立政治团体。

　　据史料记载当年犹太难民隔离区最繁华的街道是目前上海唐山—舟山路—霍山路—长治路一带。

　　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曾是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1994年起，这里成为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1941年，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舟山路则成了商业中心，号称“小维也纳”。从唐山路到霍山路短短的两三百公尺内，沿街两旁商店林立，显得热闹而繁荣。

　　通过各种救济社团的协助与安置，犹太难民们在这一地区有了栖身之地，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学校、交响乐团、饭店、宗教场所和商业活动。这些犹太人大多有一技之长，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师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充分显示了犹太民族"适者生存"的优点。他们开设的小型服装、面包、冷饮、旧货业等商店，经营得还不错。

　　怀着对中国美好的感情，一些避难上海的犹太人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并与中国人民结下深深的战斗友谊。奥地利医生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1939年逃难到上海，两年后化装成一个德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被中国人尊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

战事渐紧：求生之路患难见真情

　　不过好景不常。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对美、英等国交战，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持有英国护照的犹太人，他们瞬间成为了“敌侨”。日本当局将他们关押在上海郊区的集中营内。

　　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起初仍保持自由。因为他们来自于日本的盟国。

　　但是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然后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

　　不过日本当时把在上海的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同时也不想因屠杀俄国犹太人而得罪苏联，所以最终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

　　但是到了1943年2月，日本当局还是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搞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1937年后来到上海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就全被强制迁入了“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许多在上海逃亡过的犹太难民至今还记得，在日本侵略军圈定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里，他们为了谋生只好沿街设摊叫卖。

　　有一对来自德国科隆的音乐家兄弟，哥哥奥托·约阿希姆是犹太作曲家，弟弟瓦尔特·约阿希姆是科隆室内乐首席大提琴手。1939年，兄弟俩为躲避纳粹的屠杀，逃离科隆，一同来上海避难。

　　据他们回忆，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白天打工，晚上要到咖啡馆和舞厅里去拉琴，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结束。虽然辛苦，但他们很满足：“如果不是来到上海，在德国、波兰、欧洲的集中营里的日子，那将是更可怕的，正是因为来到上海，我们才幸存了下来。”

　　在患难之中，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朝夕相处，成为了朋友和亲人。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对于上海的犹太难民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战后，德奥籍犹太人原则上遣送回国。其后几乎所有上海“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离开了，有的回到欧洲，有的去了美国。

　　二战中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迁移和逃亡来到上海的2.5万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其余的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出生了408人。

　　（据新华社、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