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岁高龄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有着四十多年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言老父是我的老师，缘于其做过我的语文老师，更缘于其一直以来亦师亦友教育护佑我成长。

　　父亲早年初任教时，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更兼语文教学崭露头角，颇是斩获了一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人生意韵。然而，终究是好景不长。知识分子的耿直秉性，以至偶尔的“口无遮拦”，其被划为“右派”。

　　我的父亲，一个曾经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瞬间从天堂被打到了地狱。当父亲以瘦弱的身躯挑一担沉甸甸的稻谷，跌跌冲冲行走在田间阡陌上时；当我在学校读书，被同学指指点点，以至被人吐唾沫、扔石子时，真正痛心疾首的，还是父亲。每一次，只要我偷偷地跑到他的住地，他都会紧紧拥抱我并泪如雨下。

　　可有一次，不知为何，他竟一反常态，用双手托着我的脸颊，以十分顶真的口吻对我说：“儿呀，爸让你受苦了，但你要相信，爸是被冤枉的。要相信爸爸一定会被‘解放’的，爸爸多么希望重返教师岗位呀！”我看到，靠墙隅的一块小黑板上，竟被父亲写满了粉笔字；一张简易的桌上，还放着课本和备课笔记。

　　一旦被摘去“右派”帽子，意味着父亲可以重新回到教育岗位，可以像以往那样挥洒自己的浩荡才情，然而未必。细细观察，我发现除了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父亲说话似乎更小心谨慎了，也不再业余操笔。

　　当父亲再也不轻易涉足写稿以后，他自希望将这种爱好移植到我的身上。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便教我记日记，且要求一天写一篇。他不仅给我出题目，指导我写，而且还经常检查我写的日记。有一天晚上，我觉得没什么可写，加上身体犯困，就早早睡下了。当父亲发现我当天没记日记后，二话不说，绷着脸就一把将我从被窝里拎起。在父亲“逼迫”下，我终于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一件事。原来，去乡下参观时，一位同学离开队伍从机埠的涵洞中穿越了一回，当他出洞的刹那间，我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根麻杆，抽了他的头，以示训诫。于是，两人发生了躯体的冲撞。“你的动机是好的，但做法不可取，效果也不好，你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在父亲的启发下，当晚我以《动机与效果》为题，写成了六百余字的日记。从此，我便养成了每天必完成日记才上床休息的习惯。

　　伴着记日记，父亲还时常辅导我写作文。无论带着我去野外观察、外地参观积累生活，还是具体指导我审题选材、遣词造句，他都不厌其烦。自然，父亲的每一次辅导，恍若在我的脚下垫起了一块块砖，让我的作文从立意构思到结构表达都得以登高望远、骐骥一跃。

　　记我被高考录取的那一天，正是父亲错划“右派”被平反的消息传到家的一天。双喜临门的这一天，从不喝酒的父亲，喝了满满两盅女儿红，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脸色，我刹地觉得，父亲此时早已将二十多年来的愁闷、苦涩一齐儿化作了今天扬眉吐气的喜悦。“共产党伟大啊，她不仅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而且能下决心纠正过失。不是说太阳亦有黑子吗？可区区黑子又怎能掩盖太阳的光辉呢？”

　　自此以后，父亲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思想观点的话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晚上，我更发现父亲打开了新买来的台灯，借着黄晕的光开始重操旧业。继而，当一篇篇浸润着他的语文教学思想、班主任智慧光芒的文章，飞驰在大江南北各大教育教学报刊上的时候；当《一课多式教例》、《赵老师教作文》等教学专著公开出版，受到广大小学语文教师热捧的时候；当他的事迹登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会刊，并被各地纷纷邀请前去讲学的时候，父亲陶醉了！他醉得热烈，为取得这么多丰硕成果；他醉得清醒，为曾经的坚守和自信；他醉得深情，为自己的无怨无悔。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自然，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里，父亲的这份情愫亦在我的心里枝枝蔓蔓延伸。虽说我教的是中学语文，但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间不免有着太多的因果关联。于是，父子俩的研究与写作，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而超越父子关系的“面红耳赤”，各各获得的则是新的思维、新的观点、新的成果。

　　尔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调离了学校。到政府机关工作以后，因为忙，也因为需要“另起炉灶”，我暂时中断了写作。父亲见状，拉长着脸找我谈话：“你工作忙，我是看到了，但至于放弃写作吗？你到机关工作，接触的东西多了，积累也多了，题材更宽了，写作当是水到渠成的产物，且定然对你的工作有帮助。”渐渐的，当我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拾掇笔杆，并涉足时评、杂文、随笔，继而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上频频发表时，他笑了。可以说，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出版的每一部文学专著，以至每一次获奖，都令他兴奋和自豪。

　　父亲退休已二十年。记得他曾给上海一位同行写信时提到：“我未退休时与退休一样，退休时又与未退休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度，舒心地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是的，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除了继续自己的写作，还与人合办了课外写作辅导班。报名者众，好评似潮，那是不用说的了。写作班的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父亲教得甚是辛苦，但令他欣慰的是，即便是那些“差生”，经了他一段时间的精心辅导，也写出了美文并在报刊上发表。

　　可毕竟是近八十的老人了，经常不午休，一讲就是二三个小时，且风雨无阻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家人们不放心，多次劝他该歇一歇了，可他不愿。尤其当有的人误以为他是为了赚几个钱时，他气得不行。有一次，他在家里发脾气，说：“我们家里并不缺钱，这不，我还常捐款做好事哩！我之所以热心辅导孩子，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你看，现在的孩子喜欢上电脑，有的连字都写不端正，遑论写作了。替他们补补写作课，这不也是老有作为的体现吗？”

　　又是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父亲依然按亮了那盏用了几十年的旧台灯。那正襟危坐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坐在办公室的背影；而那蓬早已花白了的头发，则令我想到了他写满黑板的粉笔字。蹑手蹑脚来到父亲的背后，我发现他正在修改写作班学生的作文，而红笔划出的特殊符号，分明告诉我其修改有多顶真。不经意间，我更发现，案头一侧还放着我刚发表的一篇杂文，旁边竟也密密麻麻写满了评语。看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不为别的，只为父亲园丁般的辛劳、春蚕般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