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加快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

　　当前稳增长，就是要使增长处在一个适度区间，防止强制上行和过快下行两种风险，平稳渡过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因此，在原有增长动力减弱的同时，必须激活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被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所抑制的增长潜力。例如，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尚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部分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且效率低下，如不进行实质性改革，这部分投资潜力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掘。

　　二是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和升级。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消费需求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水平提升。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进城农民在身份、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小城镇人口向中、大城市转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都将持续扩展消费空间，并带来巨大的消费浪潮。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增长速度的放缓，重要工业产品产出峰值期的陆续到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将促使我国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兼并重组期。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压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投资的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将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尤其是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新引导力量。

　　四是新兴市场等新的外需空间的拓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将来自新兴经济体。我国品质较好而成本较低的工业产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设能力，有效组合内外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机制和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需求潜力。

　　巴曙松：

　　警惕民间借贷风险重现

　　温州金融活动当前仍处于大幅度的“去杠杆”进程中，防止信贷政策“旱涝急转”是平稳处置借贷问题的重要条件。积极寻找创新性路径落实改革，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将金融改革与化解温州当前的借贷压力结合起来。在调研中了解到，温州的政府部门坚持不介入具体的金融创新活动。在金融体系较为平稳的时期，这种市场化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当前的借贷压力下，温州政府应当正视这种压力，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注入适当的优质资源来吸引本地以及外部资金流入温州实体经济并缓解借贷压力。

　　二是探索小贷公司的创新发展路径。从当前情况看，在温州可以率先为小贷公司明确金融机构身份，并定位成类似香港市场上的有限持牌金融机构，允许其吸收一定金额以上的大额存款。

　　三是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实际操作效果有待考验。旨在规范民间融资、使之阳光化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虽然从预期上被寄予厚望，但短期内登记涉及个人隐私，实质操作有可能难以推进，而且登记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也会限制实施各方的效果。

　　四是合理区分金融活动中的公募与私募界限。在保持对公募金融活动的严格监管时，在温州探索适度放松私募性质的金融活动的限制，重点鼓励私募领域的金融创新，为民间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汪玉凯：

　　灰色权力正在吞噬人民福利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权力的运作对稀缺资源的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其危害不可低估，破解灰色权力的改革之策：

　　第一，要对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最关键的是不能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混为一谈。国有资本在国家的一些关键领域要发挥重要作用，不等于国有企业必须垄断某些行业，更不能通过垄断保护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对那些必须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公共企业的设立，应该交由国家的权力机关批准。

　　第二，制定各类参与市场竞争主体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手段确保各类主体的公平和公正。要真正使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保护，反对“以公压民”、“以大欺小”等做法，同时要对公权力介入市场资本并购等商业活动，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并通过法律严格加以约束。

　　第三，对党政官员涉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束。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严格制度框架，规范党政官员的从政行为。

　　第四，对党政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特别要割断官员子女、配偶等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灰色权力地带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五，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按照遏制灰色权力地带的要求，形成新的管理制度框架。其中包括：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实际上的行政级别；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队伍，与党政官员进行整体切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