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丹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治疗半年，就花光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丹竟找人私刻医院公章，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计17万余元。如今事情败露，他因诈骗罪受审。

　　违法了，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可即便隔着新闻纸，我们也能听见一位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叹息，而其中的辛酸和痛苦，情与法的冲撞，更是刺痛每一个普通人。

　　廖丹的悲剧，是高昂医疗费下的贫困之哀，更是面对困难群体的救助缺失之哀。廖丹下岗多年，妻子是“不能享受市民医保待遇”的农民工，大病之后，就走投无路。

　　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心态的放大镜，廖某的“无奈之举”并不是个例：44岁的张伟，身患疾病，在广州无故滋事，目的是想进监狱“免费医疗”；河南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为了生计，因盗窃被铐在路边的树上；为给两个儿子攒学费，父亲马小春入室盗窃，8天内作案3起……这些人为了生存所需，不惜冲破法律底线的案例，在告诉我们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各地高喊“全民社保”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在生活困境中求助无门，为生存苦苦挣扎。

　　救助缺失，不是违法的任何理由，但这些违法自救的案例，可以说是在用一种可悲的方式痛心疾呼：关怀特殊困难群体，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在不幸者中，廖丹一家又算是幸运的，很多爱心人士为他们慷慨解囊。但个案式的救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健全完善面向全社会的救助体系同时，还应该针对特殊困难群众的需求，尽快建立完善重病救助之类的专项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刻章救妻”之类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