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负责

　　对良知负责

　　马雨农

　　这部传记从开始酝酿，到付梓出版，有4年时间了。但此刻把它呈献给读者，心中仍感忐忑不安，总觉得时间还嫌不够，作品尚不成熟，担心还有差错。

　　对传主张冲，原本并不熟悉。为他立传，事出偶然，但也有一点因缘。

　　张冲先生的女儿张雪梅女士和女婿邱清华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我们同住在杭州，常有往来。2008年春天，在一次闲谈中说到了张冲。其时，二老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一再惋惜他英年早逝。当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如果有条件，可以收集点资料，写点东西。但老人却很认真地对我寄予了厚望，并逐渐具体成了写一本传记。受他们的委托，我深感责任不轻，特别是事后不久，雪梅女士不幸病逝，邱老也年逾九旬，体弱多病，长住在医院，更觉得压力沉重。

　　一旦真正着手写张冲的传记，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有关张冲的史料实在稀少，搜集起来极为困难，几乎需要沙里淘金般地去寻找。而且，有些文章所述内容常有矛盾，也有一些似是而非，需要查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文献记载，搞清来龙去脉，予以确认、鉴别。不少事例，犹如文物考古一般，需要对搜寻到的一些片断，作查证、比对、拼接。工作量之大，出乎意料。这可能也与张冲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有关。我只能尽力而为，多下功夫，力求丰富和准确。

　　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尽可能地收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 熟悉抗战前后的历史背景，梳理张冲一生的历程。两年多后，有所收获，有所积累，但仍觉得还不充分。本想再多花几年时间，深入挖掘，但邱老期待的目光， 不容我慢行久拖，只得尽力加快节奏，以不负他和其他家属的期盼。好在2010年8月，我完全卸任公职，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可以开始潜心写作。

　　由于这个题材基本上是自找的， 没有什么任务观念。虽受家属之托，但他们都十分豁达，一再表示，除了尽可能地提供资料之外，写成什么样都不予干涉，作什么评价都悉听作者自便，所以，写作的心态比较宽松，只求文责自负，对历史负责，对良知负责。

　　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曾说：“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他还认为，应该采取摆客观事实的纪实性写法来写传记。本书的写作，就是想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一点尝试。为此，写作中引用的文献材料比较多，写得犹如学术考据的风格。有时为了说明一段真实的历史，甚至把一些引证辨析的过程， 也写入了书中。这是特定条件下，鉴于特定人物的一种选择。张冲本人留下的史料既少，有些记载和说法又多有矛盾，需要作些论证。而且，张冲所经历的，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所交往的，又是蒋介石、周恩来等重要历史人物，所以在叙述其生平时，作者常常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只能力求比较全面地搜寻与传主有关的文献史料，客观地展现他的人生历程；力求多引用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权威论著的文献，尽可能地再现一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样做法，也符合我的职业习惯。此书的写作，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而不是文学的笔法。所写的内容，力求做到有事实依据，有来源出处，不捕风捉影，不随意演义。力求做到细节的陈述，也有据可循。但这只是愿望而已，限于水平等原因，离此要求肯定还有不小差距。效果如何，尚待检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写作中发现，以往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张冲寻找伍豪的启事、张冲随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会谈等，与事实似大有出入，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做法，各说各的；但由于这些事件与传主关系甚大，而流传的说法已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实在很难避开，不得不作了正面的质疑和商榷。我愿以一家之言通过争鸣和辨析，探明真相。相信读者定能作出明断。

　　本书的遗憾很多。由于收集史料困难，书中还留有一些疑点和空白。本想去台湾访问，查阅国民党保存的档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成行。查阅大陆保存的档案，也非易事。即便是一些已知的线索，由于条件限制，终也未能如愿查得。因此，有关传主的一些经历，笔者在没有掌握准确史料之前，只能暂留空白、暂时存疑或暂且不写。我对历史研究纯属外行，书中所述的历史问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限于时间仍嫌仓促，成稿后未能多加推敲，差错之处诚望读者朋友，特别是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希望有机会再版时改正、完善。

　　（这部记述民国传奇人物张冲生平的《张冲传》，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这部50万字的传记，内容翔实，展现了张冲经历奇特的一生，特别是他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周旋于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曲折经历。该书披露真实史料，考据严谨，可读性较强，且有文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