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萧山西门，两脉叠翠的山峦之间荡漾着一泓清澈、明净、浩渺的碧水。这，就是湘湖。

　　一湖碧水荡悠悠，湖光山色皆入影。我们要寻访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就在这一湖柔波之中。

一叶舟

　　一眼望去，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就像一叶扁舟，浮在湘湖之上。

　　水底6.5米处，就是跨湖桥文化遗址所在地。眼下，因为保护的需要，这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遗址已经被厚厚的两层围墙严密地围住，滴水难进。

　　走进这遗址厅，那艘著名的被称作“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残骸，就静静地躺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房内。室外碧波荡漾，室内静寂无声，那不时透过湖面穿过屋顶照进来的亮光，印照在玻璃之上，仿佛在提醒我们：这，就是文明之光。

　　“自从10年前被考古学家发现以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就一直躺在这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吴健告诉我们。

　　这艘中国最古老的独木舟，连同先后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木器、动物骨角器以及人工栽培的稻谷颗粒，掀开了距今8000年前跨湖桥文化的神秘面纱，将8000年前的远古文明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是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一个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它掀开了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人类文明史的崭新篇章，把浙江的文明史整整向前推进了1000年。

　　考古学家和文化学者，为我们复原了一幅8000多年前先人在湘湖生活的画面——

　　驾一叶扁舟，驶向近岸海湾，周围是茂密的亚热带森林，羚羊、梅花鹿、犀牛、虎、豹在尽情奔跑，鹰、雕、鹤在天空中展翅翱翔；平畴泽畔，是成群的水牛、嬉戏的水鸭，还有不时从水中爬上岸来的鳄鱼和龟、蟹；沼泽湿地中，随风摇曳着大片特殊的禾本科植物——稻，其中有野生的，也有人工种植的。可用来吃的口粮，还有芡实、菱角、橡栎、酸枣等；远处的海面上，偶尔还有海豚在欢快地跳跃……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古湘湖一带曾为低洼农田，南承浦阳江之泻泄，北有杭州湾海潮侵袭，人类在此生存繁衍，屡屡受浸，这一带的堤塘“从古有之，不知其始”，凡此几度，几不可考。唯有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围堤成湖，方可视作一次确凿可靠的记载。

　　其后，先人在上湘湖与下湘湖之间的葫芦颈地带，建起了一座跨连东西两岸的古桥，后人称之为跨湖桥，桥的两头，就是今天的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

　　跨湖桥遗址，正是发现于此处的湘湖湖底。从叠压在遗址之上数米厚的淤积层判断，遗址是直接因水淹而废弃的。

　　当明人张岱来到僻处萧然、舟楫罕至的湘湖，惊叹其“腼腆羞涩，犹及见未嫁之处子”时，这位意气隽永的读书人大约不会想到，湖底竟然沉埋着如此一处远古遗址。

　　岁月悠悠。跨湖桥遗址，连同它所代表着的种种文化，忽然一梦，竟然已是千年之久。

　　而这一叶扁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水底，等待着人们来倾听，倾听它美丽而又不尽的往事。

一群人

　　回首8000年前，跨湖桥文化仿佛一个遥远的梦；穿越历史的长廊，人们追梦的脚步依旧清晰，执着。

　　正午时分，见到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时，这位中年汉子刚刚在考古现场发掘了一个上午。身上沾满了泥土的他，因为要赶来见面，特意回家把自己冲洗了一遍。

　　“有艰辛曲折、有很多的遗憾，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经历了跨湖桥遗址发现全过程的施加农，这样形容着遗址的发现之旅。

　　进入公元20世纪后，湘湖已名存实亡。有趣的是，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成为了许多砖瓦厂取土的地方。但是湖底淤泥难掩惊世的文明。

　　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中发现历史。何天行先生在萧山湘湖进行考古调查时，曾经在湖边山麓地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到了六七十年代，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名叫陈中缄的厂医，也是一位业余文物爱好者，经常在附近捡到黑陶片、石器和骨角器等等，路人视作破烂，他称之为文物。

　　湘湖底出古物的消息，在附近的村民中间慢慢传开。之后，一个叫郑苗的小学生，开始对这些出土物发生兴趣，后来读中学、大学，他仍然关注着这个“谜”，有一次还看到过一只小木船……直到他将发现告诉了一位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突然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巫灵霄老师打来的电话，告知有位学生在湘湖捡到了文物。施加农回忆说：“我和文管办的一位老同志倪秉章，立刻一起赶到电大，找到那位学生，也就是郑苗。看到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两人当即约定去现场踏勘。”

　　第二天下午，两人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藉，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终于被正式发现。“说老实话，那一天我们虽然没有特别的震惊和兴奋，但还是在第二天下午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告说，这里发现了出土的史前文物，并有遗址痕迹存在。”施加农回忆说。

　　1990年6月14日，接到信息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两位专家赶到现场。这一年的10月，跨湖桥遗址第一期发掘拉开了帷幕。

　　江南的秋冬季节，跨湖桥已是日冷一日。发掘未必会带来多少兴奋。因为，这只是作为一般性的抢救性发掘项目。并且，在几十年不间歇的机械取土之后，跨湖桥遗址早已经被破坏得惨不忍睹，足以击碎考古学家对成果期望的浪漫幻想。

　　或许，位于宁绍平原的跨湖桥遗址，不过只是20年前横空出世的河姆渡文化的一个新的遗址点。仅此而已。

　　考古队将遗址中采集的四个木质标本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作碳十四年代测定，测定数据表明，遗址最早年代距今8000多年。

　　“这个结果让人既惊更疑，在省考古界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加农说，因为在那个时候，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早已是如日中天，要说新的发现比它还要早1000年，浙江的文明史就此改写，很难一下接受。“并且，由于遗址的出土文物如彩陶的制作工艺比河姆渡时期更为先进，许多专家认为，其年代只能与河姆渡遗址相仿，甚至要晚于河姆渡，进而对碳十四测定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基本予以了否定。”

　　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10年，但执着的人们总是忍不住要惦记着它。

　　2001年5月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先后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得到的结论却惊人地一致：跨湖桥文化距今为8000~7000年。

　　2002年3月26日至28日，萧山区政府、浙江省考古所联合召开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近十家单位的40多位考古专家，为跨湖桥遗址把脉。

　　会议的中心，就在跨湖桥遗址出土遗物的展示现场。“那个时候，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我国考古界的权威专家严文明先生，坐在陶片堆中的小凳子上，神色极为凝重，久久不肯发言。”对于当时的情景，施加农记忆犹新，“在研讨会的最后，经过一番长考，严先生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跨湖桥遗址陶器的面貌虽然感觉很先进，但所有釜类器物均是圜底形式，不见有三足器，说明遗址的年代肯定比较早；第二，遗址所处位置与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等文化遗址都非常近，但文化面貌却又各不相同。说明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文化联系；第三，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骨，表明当时守猎和采集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水稻只是必要的补充。就此，严先生断定：“这是一个崭新的发现，我们不应该用既有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

　　这年4月，跨湖桥遗址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2002年10月至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就是在这第三次的发掘中，那艘沉寂了八千年的独木舟，也终于和世人再次见面。经碳十四测定，它距今8000年之间，是迄今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

　　认识到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是一个整体，一旦搬迁，大量的考古信息必将丢失。为此，施加农从遗迹保护的整体性、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等因素考虑，大胆地提出了“就地保护”的设想，得到了国内文物保护专家的大力支持。由此，出土10年来，独木舟一直平静地躺在原地。

一串谜

　　2004年12月17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等19家单位的35位专家学者，在参加“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宣布，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

　　曾几何时，河姆渡文化是整个南中国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在，跨湖桥文化的发现，将浙江文明史前移到了8000年前。

　　斑斓之彩陶、轻盈之独木舟，彤漆弯弓、针眼如丝、三孔短笛，更有釜甑中的稻香、煎裂的草药罐和恍若文字的刻画符号……这是跨湖桥文化给人的遐想，也是跨湖桥遗址带出的迷思。

　　跨湖桥文化中最神秘的一点，就是它作为文化的独特性，与河姆渡文化等有没有传承关系？这些浙江人的先祖从哪里来？遭遇海侵后又去了哪里？今天，虽然距离跨湖桥遗址首次挖掘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人们对跨湖桥文化依然迷思重重。

　　“对跨湖桥文化的探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认识。”在跨湖桥遗址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担任领队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

　　湘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以釜、钵、圈足盘、罐为代表的陶器群，不见于江南其他新石器遗址的特殊性器物如线轮等，都说明了跨湖桥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中出土的陶器，甚至比晚了1000年的河姆渡更为先进。它所在的萧山湘湖地区，与河姆渡文化只有百里之遥，但两处文化偏偏没有传承关系，这超出了原有对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理性期待。

　　对此，蒋乐平撰文写道：“这充分说明，浙江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应该有多个源流谱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跨湖桥遗址最后毁于水灾，这一点是明确的。2002年，考古发掘揭示了厚达4米的海相沉积层，证明跨湖桥遗址存在于全新世大海侵之前，并被这次大海侵所湮灭。

　　据地质水文资料记载，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在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线处于现在的海拔–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到了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这次海侵在7000年~6000年前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提出，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契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并从中演绎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的著名论断。如果我们将这段神话当作史实来看，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这位英雄父亲疲惫而无奈的愁容，或者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吧！

　　所幸，“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如今，保护和开发湘湖已然成为萧山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点睛之笔。曾经的辉煌在历史的洪流中湮灭，但在新世纪一切遗失的美好又在重新找回。今天，依然还有很多谜底需要我们去揭晓，但至少现在，跨湖桥的后人已经找到了更安全的归宿，跨湖桥的故事也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