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地方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自荐海选”到“村务监督委员会”，深化与完善了浙江村民自治的机制。2005年3月，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唐家埭村以“自荐海选”的方式选出村委会成员，这在全国基层民主选举中首开先河。2004年2月武义县在白洋街道后陈村开展完善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试点工作，探索村级民主监督体制与机制，这就是驰名全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来源。天台县创建的“村民提案制”、仙居和宁波等地创立的村务“公决制”、衢州市的“五步工作法”等，都在不同层面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村民自治机制。

　　从“工资协商”到“工会维权”，创建了社会（企业）民主的新形式，有效地维护了职工的利益，从而推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2003年，温岭市新河镇政府为解决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劳务纠纷而想出来一个点子——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2000年10月，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2005年1月更名为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一种新的工会维权模式产生。

　　从“民主恳谈”到“民主促民生”，拓展了地方民主决策的渠道，完善了地方政府民主治理的机制。民主恳谈1999年发端于温岭市松门镇“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后逐步推广到温岭的政府机关和非公企业，乡镇重大事务决策、政府职能部门处理公共事务及党内民主生活会都广泛引入了民主恳谈机制。杭州市从2000年以来，先后在公民评议政府、市长热线、机关效能建设、人民建议征集、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形成了以“参与式”为亮点的“民主促民生”城市治理模式，包括“开放式决策”、“市民投票”、“重大工程建设”民主参与等机制。

　　在城市社区，如何实行民主管理，浙江也有不少值得全国关注的经验。

　　总之，当我们回顾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时，不应忽视浙江人民在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全国的领先性。当然，浙江的领先理应被置于中国整个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中。某种程度上看，浙江的变化就是整个中国的变化，浙江的发展与演变的逻辑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发展与演变的逻辑。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