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9月至今，“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美遍地开花，并大有跨出美国、走向全球之势。欧洲的游行示威则早在夏天就此起彼伏，在希腊、西班牙、法国甚至经济相对稳定的德国街头，到处可见年轻人愤怒的面孔；英国的“八月骚乱”席卷所有大城市，导致数千人被捕；屠杀了77名挪威人的冷血杀手布雷维克，使一向宁静祥和的北欧染上了血腥。人们惊呼：西方病了！

　　是的，西方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骚乱游行频频上演

　　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严峻的季节，欧洲遭遇了一个愤怒的时期。

　　6月20日，西班牙各地有20万人示威，明确表示抵制主流政客，称这些人要为长期的经济沉疴及45%的青年失业率负责。几乎与此同时，希腊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甚至出现了暴力冲突。

　　此前一天，在法国也有成百上千的民众在首都示威。退休金改革和公共部门缩减令很多人非常愤怒。游行群众一路上高喊“巴黎，站起来，起义吧！”并对路人呼喊“生气的你，加入我们！”

　　财政稳健的德国也不能从这场“欧洲之春”中幸免。示威者走上德国首都柏林的街头，声援希腊和西班牙抗议活动。他们要求停止进一步削减社会开支。

　　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同样不安宁。8月4日，伦敦警方在追捕过程中开枪击毙了一位名叫马克·杜根的黑人青年。愤怒很快从社交网络延伸至现实，点燃了伦敦的街道，并迅速蔓延到利物浦、伯明翰、诺丁汉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熊熊烈火和手持棍棒的人群似乎成为那段时间全英的代表景观。而这场骚乱最终平息的代价是数人丧命、几千人被捕、英国蒙羞和数以亿元计的财产化为乌有。

　　在此之前的7月22日，挪威奥斯陆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枪击案，两小时内，枪手布雷维克先在奥斯陆市中心政府办公楼附近引爆汽车炸弹，后在奥斯陆以西约40公里处的于特岛上开枪射杀77名青少年。

　　美国人的愤怒爆发在秋天，这场“99%大众对于1%权贵”的呐喊，最初以“占领华尔街”的形式上演。民众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始：9月17日，美国宪法日。

　　尽管抗议者最初的规模和目标都相对有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莱坞明星、工会和大学生的加入，抗议活动声势不断壮大，由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华盛顿，再到占领美国。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费城……爆发“占领”运动的城市名单越拉越长，最终蔓延至全美150座城市，甚至在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澳大利亚墨尔本、日本东京……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追随者。

愤怒目标直指不公

　　可以说，2011年的整个西方，空气中弥漫着人们的愤怒，且不满者的年龄不断下降。

　　人们愤怒的直接目标是不公平。

　　在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成了现实中的“1%有，1%治，1%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语）。美国上层1%的人每年能够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控制着40%的财富。与此同时，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为4620万人，创半个多世纪以来新高。在政府保护伞下，华尔街依然坐享高额分红，纽约市证券业雇员2010年的奖金总额达到208亿美元，甚至高于2008年的176亿美元。

　　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胜利者拿走一切的经济体”。这正是促使大量美国民众汇入“占领华尔街”大军的重要原因。

　　在欧洲，即使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希腊，权贵们依然没有放弃攫夺财富的一丝机会。

　　一方面，他们通过燃油走私、疯狂逃税来聚敛财富，而使国家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在希腊经济风雨飘摇之时，他们却加快了资金抽逃，甚至豪赌希腊退出欧元区，这样他们就能用藏在希腊以外的亿万欧元，利用德拉克马（希腊货币）的大幅贬值造成的极低价格，购买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对于这些人来说，希腊变成什么样与他们无关，在国家沉沦之前他们已经换船，留在破船里的是普通的希腊民众。这是希腊罢工游行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12月1日，拥有250万会员的工会发起全国24小时大罢工，几乎造成整个希腊瘫痪。这是新总理帕帕季莫斯上任来首次全国大罢工，也是希腊2011年的第七次。

　　欧洲民众抗议的社会不公，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族群歧视。伦敦大骚乱的直接诱因是黑人杜根被警察枪杀；2005年发生的法国巴黎骚乱，导火索也是警察在追捕3名少数族裔嫌犯时造成两人死亡。西方社会的种族矛盾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是西方国家种族骚乱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青年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很大程度上源于“代际不公”。欧洲劳动力市场呈现双层结构，年轻者没有保障，年老者则待遇优厚。正是针对“紧缩”的抗议和“紧缩”环境下的骚乱，凸显了欧式“高福利”体制中，经济与社会的“裂痕”。参加伦敦骚乱的主体是年轻人，在暴力事件中被警方拘捕的1500多人中，半数以上是无业青年。他们打砸抢烧，是害人者，但同时也是受害者。据统计，英国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失业人数将近100万，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20%以上。

　　在为金融危机埋单的新一轮财富分配中，政府要减少国家债务，首当其冲的还是青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工会，也没有政党为他们维权，几乎是必然地成为“愤怒的一代”。

西式民主步入困境

　　2011年，有一本薄薄的小书在欧洲十分畅销，它的书名就叫《愤怒吧！》，作者是94岁的法国老人、前抵抗运动战士斯蒂凡那·埃塞尔。作者认为，21世纪的头10年，世界的发展变化是失败的、让人失望：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垄断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恶劣的石油掠夺，不停的局部战争，贫富差距的无限拉大……有人说，它是对近十年来全球化金融资本滥觞的一次有力的鞭挞；有人说，它是对经济危机下弱势群体的奥援，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重申。

　　《愤怒吧！》既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代言，它的畅销证明了它在整个欧洲激起的共鸣与反响：在短短6个月里，加印12次，累计销售将近200万册。

　　2011年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愤怒情绪，折射出西方民主的困境。有分析称，虽然美欧民众的抗议行动并无统一纲领，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全世界劳工和中产阶级的深切忧虑——眼看权力日益向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集中，他们感到前途茫茫。

　　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主张公平，其实并不公平。权钱勾结是资本主义的永恒主题，在美国则有“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的俗语。金钱是美国政治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在选举和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财团的支持，政客就无法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

　　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对于为自己参选出钱的大财团等“金主”，当选者必然要投桃报李，给予政策上的优待和庇护。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对华尔街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誓言要“惩罚”华尔街，但上台以后，也难免俗，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拿出了几千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救市”。由此可见，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政商共同体”是个普遍现象，权与钱的结合与互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变本加厉。

　　至于那些普通选民，他们不过是选举这出大戏中的“群众演员”罢了，当大选尘埃落定，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呼声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少数富人和社会精英才是美国民主服务的对象。今天，美国的百万富翁们享受着与中产阶级一样，甚至是更低的所得税率。美国最富有的人、“股神”巴菲特都批评政府对富翁们太仁慈，“抱怨”自己的所得税率甚至低于为他工作的秘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西方民主的虚伪性，在这轮金融危机中更是暴露无遗，因此，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骚乱、抗议、示威越来越多，正是反映了西方的政治现实：人们对通过投票来改变现实的耐性已经失去了，当议会政治不能解除其后顾之忧时，他们自然地选择了街头政治。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过，“最危险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与这个社会没有利害关系，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一无所有。如果认为自己与社会有利害关系，人们就会保护它；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希望摧毁它”。金的话，不论在如今的欧洲还是美国，都不啻为一针清醒剂。

资本主义走向何方

　　欧美民众的愤怒，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显强烈。以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不断制造危机，并通过制造危机而获取高额利润，而普通民众在危机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下，丢了工作，沦为赤贫。更糟的是危机还远远看不到尽头。人们不禁要问，西方为何无力结束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危机后将走向何方？

　　英国《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阿纳托尔·卡列茨基最近推出了自己的力作——《资本主义制度4.0》，他断言，因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径庭。

　　阿纳托尔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沉重打击，它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使人们需要重估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从这个层面看，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转嫁本国内部的危机所造成的。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演变成金融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即经济虚拟化、泡沫化程度越来越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虚热实冷”“头重脚轻”。唯其如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的掠夺也更疯狂贪婪，转嫁危机也更肆无忌惮。从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的阿根廷再到2008年以后的冰岛、迪拜和“欧猪五国”，其掠夺的路径十分清晰，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非欧元区—欧元区，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核心国家。

　　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产被掠夺得无利可图时，危机转移的对象自然就是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

　　以欧洲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为例，就随处可见华尔街的魅影：高盛为希腊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希腊成功“通关”，成为欧元区的“定时炸弹”，不少经济学家质疑，高盛早就在为欧债危机做局；三大评级机构在欧元区凄风苦雨中落井下石，轮番出手，激起了欧盟国家的强烈不满却无可奈何。

　　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2002至2005年间，是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盛副总裁。他的任务之一是销售可以掩饰一部分主权债务的金融产品，正是这个产品掩饰了希腊债务。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自2005年以来便是高盛的国际顾问。而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曾担任过1994至2002年间的希腊中央银行行长。他以这个身份，参与了高盛炮制的债务作假行动。有人说，一旦金融资本与权力资本结盟，那么它就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而倒不了”，这是比危机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然而，危机从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最终回到核心国家，则几乎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宿命。

　　就像希腊传说中的衔尾巨蛇：当危机无可转嫁，巨蛇饕餮完一切，终将自我吞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