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早就想写些纪念你的文字，但每每提笔，泪水就止不住。

　　大概40年前我有些许记忆时，你常来我家，父母要我叫你哥哥，从此，我叫了你40年“哥哥”。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你们结婚时的情景，那天我很兴奋，因为你正式成为我姐夫，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自从你与姐姐恋爱起，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你。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总是盼着姐姐从温岭回家探亲，这时你总会带些零食、书籍给我。我上学后，节假日你来我家，一有时间你总会辅导我文化课。

　　我到杭州上大学后，你到省城出差时，总会利用空隙时间，带上几个菜、几瓶啤酒到我寝室，跟我和室友喝酒聊天，至今我许多大学同学都熟悉你，知道我有个好姐夫。

　　与你相处最长的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工作的这段时间。在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想报考研究生，你非常支持我进一步深造。

　　那时你住在电力局车队宿舍，只有两个房间，住房条件很紧张，为了我有个好的读书环境，你们3口之家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而把另一个房间作为我的寝室及书房。

　　那是我紧张而充实的一段时光。晚饭后，我开始在一张小方桌上学习，你也在小方桌另一侧或在沙发上开始工作，看从单位带来的图纸和书籍。如果说我那时的学习是有很强的目的性，那么你的学习纯粹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你是一个有责任心和知恩图报的人，作为你们单位第一批培养的大学生，你总是想着如何更好地回报单位、服务社会，正是你的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及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使你以后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

　　后来，我攻读博士学位、去美国留学，都受到你的影响。在几个重大的人生选择中，你总是我的良师益友，给我指点迷津。在我犹豫是否回国工作时，你总是坚决要我回来报效祖国，并重复着一句话：“一个人要爬遍每一座山是不可能的，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我回国时，你亲自到浦东机场来接，回来路上，你告诉我“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大概2007年开始，你腿上有块铜钱大的皮肤发炎，你总是忙于工作，自己配些药水涂一涂，炎症还是反复发作，后来在姐姐的再三催促下，才做了切片化验，2009年4月确诊为NK/T细胞淋巴瘤。

　　你一定知道疾病的严重性，但你还是保持着一贯临危不惧的风范。在接下来近两年时间里，你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身体一有好转你就投身工作，与生命赛跑，用有限的生命尽力回报社会。

　　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最煎熬的时间。除了你，在亲朋好友中我是最清楚病情的。我们“联手”，尽量把病情说轻些。

　　在你遗嘱中，第一条竟写着：“在以前还是以后的治疗过程中，无论采取什么治疗方案，都是我自己确定的，不管疗效如何，不管发生什么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责任。”

　　哥哥，从小我就知道你是有担当的男人，你连生命中最后一件事也勇于担当，担当了一生。你留这个话，是想让所有人释怀。

　　2011年元旦，我去病房看你，你已明显消瘦。当时我们聊了许多，你是如此平静地交待着后事，而我早已泪流满面。我还记得，最后你告诉我办后事时，早晨不要在小区放鞭炮，以免影响邻居。听到这里，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哥哥，你以一个优秀电力设计者的工作方式，考虑了如何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尽力不打扰别人的所有细节。

　　哥哥，谢谢你用一生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如何奉献，如何尊老爱幼、淡泊名利、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如何讲诚信、挑责任，告诉我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这是我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失的，我会铭记一生。

　　（本版文字由记者 方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