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简单T恤、轻便运动裤，脚踩登山鞋，走访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探访难民家庭，倾听他们的诉说，这就是明星姚晨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代言人的新形象。

　　在网络上，姚晨更是一个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2011年7月27日，姚晨微博粉丝过千万。目前，包括她在内，全世界微博粉丝过千万的只有3个人。

　　作为一名艺人，姚晨在微博上不回避公共话题，也不怕参与争议性话题的讨论。她的发声引发了巨大的共鸣。

　　当大多数艺人还在用微博互相Say Hello、晒靓照时，她已经开始积极转发解救被拐儿童、救治病残人士、保护环境等相关内容的微博；在其他艺人开始关注此类事件时，她又开始参与到公民权利侵害问题的讨论中。

　　这就是明星光环给她带来的的另一份副业。

　　明星大使的“符号价值”

　　在好莱坞，明星参与慈善外交事业更为常见。1985年7月13日，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先后上演了一场长达16小时的摇滚演唱会。全世界100多位摇滚巨星联袂演出，他们中有鲍勃·迪伦、布鲁斯·斯普林斯廷、麦当娜、皇后乐队、艾尔顿·约翰、迈克·杰克逊、U2……这场被称为“LIVE AID”的演唱会一共筹募到8000多万美元，全部捐给了非洲灾民，被称为是“地球上最伟大、最重要的演出”。那首著名的《We Are The World》正是这场演唱会的主题曲。

　　1988年，奥黛丽·赫本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那些她在埃塞俄比亚的照片让她的美丽永恒凝固。2000年，U2乐队的主唱波诺参与并组织了“世界减债运动”。他与克林顿、布菜尔、安南、鲍威尔等人会面并进行游说，该运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免除了数十亿美元的欠款。《时代》把比尔·盖茨夫妇和波诺评为2005年度人物，称波诺为“使减轻穷国债务变得性感的摇滚歌手”。

　　在类似的带有外交性质的慈善活动中，“明星大使”的“符号价值”，绝对是一个“可卖品”，可以直接换取更大的收益。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曼曾用“只剩下保龄球”来形容二战后美国社会对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和对国际政治话题的极度冷淡。美国前伊朗外交大使肯·泰勒说：“美国公众对于自己国境外、州境外、家境外的事情都不关心，而明星至少让一些悲剧在宣传时变得人性和吸引眼球。” 一般意义上，明星大使参与慈善外交活动，总是能起到一个吸引媒体注意力的作用——给国际事件一个“时尚化”开始。明星外交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关注，还要仰仗于高速发展的社交网络，明星随时随地发布的“个人”在国际事务上的信息，是被他们的亿万粉丝第一时间得知和继续传播的，他们甚至在非洲也能找到媒体平台发布消息。

　　明星外交的魅力

　　是的，明星外交的成功暴露出，曾经最具权威的政治家外交是多么的无力。当镁光灯追随着明星们打在世界最为丑陋、肮脏、混乱、贫困的地方时，衣装笔挺的老派外交家就只能站在聚光灯之外的阴影里了。U2乐队主唱波诺的背后还站着智囊团——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呼吁全球减少非洲极贫国家的债务。明星们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地用来吸引目光的“摆设”。

　　相对地，在经历了“9·11”、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外交之后，美国政府甚至都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代替传统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加之，全球化的经济形势催生了不隶属于国家政府的NGO，也催生了自治社会和草根运动。这就让一些国家政府无法解决的事务可以被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私人企业和个人接管。

　　当然，各种指责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些好莱坞明星根本没接受过外交谈判的训练，甚至有些人连大学教育都没接受过，他们不在任何体制之内，他们的言论、主张会有连续性吗？世界的复杂是不是像好莱坞电影可以把善恶、黑白分得那么清楚？个人英雄救世和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等的普世价值可不可能像电影里一样就这么简单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明星大使把复杂的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历史问题道德化，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帮倒忙?

　　这些问题，至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可以继续关注，因为关注就是力量。

　　据南都周刊

　　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