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荣 口述 陈春江 杨巨帅 整理

　　我是在父亲刘英牺牲两天后出生的。父亲是1942年5月18日在浙江永康方岩被敌人杀害，年仅37岁，5月20日，母亲丁魁梅在上海生了我。生我以后，满怀悲愤的母亲急着去找革命部队——新四军，就把我和姐姐小英送到浙江天台的外婆家里。过了3年，父亲生前战友粟裕伯伯和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组织部长的曾山伯伯，为防备敌人加害于我和姐姐，便派了3位新四军指战员，化了装，到天台老家把我们姐弟和外婆接到了江苏淮安的解放区，接到我母亲身边。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父亲，却是在父亲生前战友的关怀下，在党的怀抱里健康地成长起来。

长在红色摇篮

　　到了淮安后，姐姐被送到新四军保育院，院长是曾山伯伯的夫人邓六金阿姨。因为我还太小，就跟着母亲随军。战争年代是很艰苦的，但是父亲的那些老战友对我们都很关心，缴获来的食品、衣物等战利品，都先送给我们。由于军事斗争需要，保育院经常随部队迁移。行军时，为了照顾我们姐弟俩和小脚的外婆，部队将马车、担架、独轮车、军骡（背上放两个摇篮）等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而我和姐姐不知战争的严酷，一路行军一路歌。就这样，我们随华东野战军（三野）的总留守处南征北战，平安地度过了几年战争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转业到了南京地方工作。我在南京军区干部子弟小学读书，同学中有很多是部队高级将领的孩子。对于几个和我一样的烈士子弟，学校给予了更多的鼓励和关爱。我在小学里当上了戴三条杠的大队长，并且在六年级就加入了共青团。1958年，我母亲从南京调回家乡浙江工作，我也转到杭州读中学。那个时候由于年纪小，比较幼稚、朴素，也很单纯，加上得到父亲老战友等各方面的厚爱，就产生了一些“自来红”的思想。1963年，我上了大学后，人生和学习中遇到的挫折和问题也多起来了，开始感到自己有差距。于是我就下功夫学《毛泽东选集》，每天再忙也要坚持学几段。就这样几年下来，将“毛选”四卷仔仔细细地通读了一遍，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由此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几经曲折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通过学习，我对党的理论、党的性质、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质和条件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这对自己思想上的飞跃起了很大作用，政治上也逐步成熟起来了。

　　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没有什么“自来红”，也没有天生的“血统优势”或“天然抗体”，只有“改造红”、“学习红”、“锻炼红”。因此，我在大学期间继续争取入党，通过不懈努力，在1965年的国庆前夕，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经常提醒自己，人在组织上入党只有一次，而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绝不能说在组织上入了党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接受红色熏陶

　　回顾我的一生，感到对自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还是比较多的，这里我重点讲几个印象比较深的。首先是我父亲。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但是从母亲和父亲的老战友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父亲原名声沐，1905年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勤奋。1929年3月，父亲在祖母病故后即奔赴福建长汀参加了红军，改名为刘英，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基层连队党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1934年春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在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安徽黄山谭家桥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战斗十分艰苦惨烈，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也率一个团的兵力组织突围。战斗中，红军年轻名将寻淮洲英勇牺牲，我父亲的右手臂严重受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方志敏知道此事后，马上叫当时的卫生部长张德华亲自为我父亲动手术，挽救了父亲的生命。当时没有麻醉药，我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疼痛，配合医生顺利完成了手术。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大家都说：“刘主任的精神与忍耐力，真可同三国时刮骨疗毒的关公相媲美。”于是，后来大家都称我父亲是“红军中的关公”。但是我父亲因受伤过重，右手功能发生障碍，不能写字和用筷子，为了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父亲就练习用左手写字，还学会用左手打枪射击，继续参加指挥作战。

　　1935年1月，从江西怀玉山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红军挺进师，粟裕伯伯任师长，我父亲任师政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粟裕伯伯率领挺进师主力参加新四军组建才分手。父亲一直主持党委工作，先后任中共闽浙边区临时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在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父亲成为闽浙边区广大群众熟悉、爱戴的领导者。每到一处，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可夫同志”，自发赶来欢迎慰问，真是亲如一家。对当时浙江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曾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效仿的。”

　　1939年，我父母在浙江温州结婚，当时的婚礼很简单，就是借了一户农民家的房子，请了些战友一起吃饭，菜就是些山里的土特产。我父亲那时候工作很忙，所以和母亲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都是靠书信，那时候的感情真叫“革命友谊”。记得我父亲曾给母亲写过几幅字，其中有一幅是这么写的，他说，魁梅战友，我们要“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这让我很感动，他们那时候为了革命是能够主动牺牲一切的。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共产党人，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我父亲为悼念新四军阵亡将士，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的悼词。此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我父亲在温州被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要员欣喜若狂，称“逮住刘英一人，胜过俘敌十万”。他们妄图以此将浙江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我父亲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对于劝降的叛徒，父亲严词怒斥：“滚开，你有什么脸皮来见我?我刘英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没骨气的叛徒!”1942年5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将我父亲杀害。父亲被捕后，母亲立即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和联络印章，及时向浙江各地中共特委发出了父亲被捕的密信，并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到了上海。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叔叔等安置了母亲，使我平安出生。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物就是方志敏烈士。他是我父亲生前战友，也是我父亲的老领导，他的革命精神很让我感动。1934年7月，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根据中央指示，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出发，往福建、浙江方向走，把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身边来，好让中央主力红军按计划长征。试想，如果没有这支先遣队敢于牺牲、英勇作战的实际行动，红军长征的风险无疑会更大。当时，敌人以好几倍的兵力追击包围先遣队，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形势非常危急。1935年1月，方志敏、粟裕和我父亲带了800人的先头部队经过惨烈的战斗突围出来后，发现刘畴西军团长和大部队还陷在包围圈里没出来。照理讲，部队经过千辛万苦突围出来已是万幸，应该马上转移地方，但是方志敏的责任心很强，他考虑到自己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第一负责人，一定要把大部队带出来，就让粟裕和已负伤的我父亲带部队到闽浙赣边境打游击，自己带着十几个警卫人员回去找大部队。结果，他重新陷入包围之中，最后被捕。在狱中，方志敏烈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还指定北上抗日先遣队二十师乔信明参谋长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组织众难友与敌人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年他在南昌慷慨就义。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近20万字的不朽作品，并做通监狱看守的工作，通过鲁迅先生将遗作送到延安，这些作品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方志敏烈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革命先辈，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共产党人的骄傲。我父亲对方志敏烈士极为崇敬爱戴，将他的精辟言语记在笔记本上，还用毛笔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作为座右铭，供自己和大家学习。每每想起这些故事，都让我对方志敏烈士肃然起敬。

　　我要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林辉山。他也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是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选出来去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温州苍南人。我给他当了几年秘书，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很受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上海市的农工部、组织部领导，还当过浙江省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穿家里人做的布鞋或棉鞋，穿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抽着竹筒水烟。他的子女告诉我，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他只买过三双皮鞋和两身毛料中山装，这是他为三种场合准备的“行头”：一是逢重大节日，二是受首长接见，三是参加外事活动。记得他在上海当农工部长时，经常深入农村，赤脚下田调查农情。基层干部群众称他为“赤脚部长”。有一次他从农村调研回来直接去上海华东医院看病，门口哨兵打量他的衣着后不让他进门，此时正好一位市委领导的小车经过，看到他后就叫“林老，林老!赶紧上我的车一起进去吧”，门卫一听市委领导叫他“林老”，才让他进了院子，可见他的朴实无华。他公私分明，对自己要求很严，出差到外地，无论去哪里，每次都把工资交给我，叫我去结账后再走。他晚年主动让出位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平湖秋月”对面的独门别墅小院，供机关离退休老同志作公共活动用房，自己却搬到终年晒不到阳光的机关宿舍楼底层一套普通住宅里。特别是他临终前留下遗嘱：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设墓地，遗体供浙江医院解剖后烧成骨灰撒在山林里。现在浙江医院里还保存着他的内脏标本。可以说，他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大公无私的党员领导干部。

　　因时间关系，我就举这几个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人。总之，在众多革命先辈身上所体现的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慷慨就义的精神，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严于律己的精神，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践行红色道路

　　今年正好是建党90周年，我们党这90年走过的历程非常不容易，确实伟大、光荣、正确。特别是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真让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啊。这进一步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发展中国，证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列主义对我们党90年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只要坚持并认真践行这些理论，我们就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红色道路阔步前进。

　　根据组织安排，我有幸于1981年至1991年在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工作10年。这使我有机会和温州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

　　温州是一片革命的红土地，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浙南游击纵队等革命武装都曾在此战斗过；温州也是一片改革开放的沃土，勤劳、智慧、勇敢的温州人民把当年为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精神升华为敢为人先、争取美好生活的改革创新精神，创造了被《解放日报》最先称道的“温州模式”，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温州人民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来温州参观访问的有之，来温州学习取经的有之，对温州进行非议责难的也有之，有的甚至提出温州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面对这些，温州历届市委领导班子带领温州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邓小平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邓小平不是又说只要能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放手大胆干吗？还有什么“实践标准”比这三条更重要呢?因此，全市干部群众坚持不争论，“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放开手脚大干快上，“勒紧裤腰带”修铁路、建机场、建万吨级码头、建大型水库、建商品市场、建农民城、建温州大学，等等，解决了许多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难题。

　　现在，温州市农民年均收入早已过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全国最小的地区之一。实践证明，温州走的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动实践之路，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我坚信，温州的明天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可以说，温州这块红土地孕育了我，也培养锻炼了我。当年，为了能让我安心在这片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工作，我母亲抱着病体，带着孙子从杭州西子湖畔来到温州，和我爱人詹黛薇一起陪伴我，表达了她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直至1986年病逝。

　　1991年7月至1999年底，我曾先后担任浙江省纪委书记，2000年1月调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使我能直接参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实践。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成绩有目共睹。“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如果没有及时惩处那些腐败分子，如果没有不断治理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就不会有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因此，从事反腐倡廉工作是很神圣而光荣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一些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一些体制机制和法律还有待改革和完善。因此，为了确保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我们党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能坚不可摧并代代相传，必须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立法工作与反腐倡廉工作是紧密联系的，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的老战士，很想利用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最后一年多时间，继续从立法的角度为我们党的反腐倡廉事业尽一份力量。

　　记得2008年春，我刚从中央纪委到全国人大法委工作时，就有记者采访我，我当时就说反腐败不能离开立法。法律更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同时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腐败分子最怕掌握法律武器和高科技信息武器的亿万民众。我建议国家进一步从立法和制度层面加大反腐败力度。同时，我们还要深化改革，因为不改革就不能解决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我认为这“四分开”是点到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要害了，建议将推进“四分开”具体措施纳入改革进程中去。因为“四分开”问题解决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真正建立起来，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真正建立起来，那么垄断的问题、权钱交易的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等等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以上讲的，是我个人的一些主要经历，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回顾我的一生，尽管自己做了很大努力，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每天仰望挂在家里的老父亲遗像时，都要“三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是否能告慰包括父亲在内的千百万革命英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