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西方国家眼中，“网络监管”曾是“缺民主”、“少自由”的国家与生俱来的“原罪”，必须加以反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不久前还在高呼维护互联网信息“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如今，在英国伦敦骚乱中“网络自由”扇起的火烧到自家后院之后，拿“网络自由”说事的政客开始悄然改口。卡梅伦敦促“脸谱”和“推特”删除与骚乱相关的信息、照片和视频，并表示警方要研究如何应对“黑莓信使”这种封闭网络。

网络自由：曾是西方干预利器

　　互联网发明于美国，对它的第一波不适应性的确发生在西方世界之外。本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几次大规模动荡，互联网及手机技术都起了特殊作用。

　　在2009年伊朗大选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借助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小道消息，有美国政府官员甚至要求“推特”延迟原计划的网络维护，保持正常服务，以便为世界舆论聚焦德黑兰街头运动提供“独特素材”。

　　在今年初的西亚北非社会动荡中,“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络更是抗议者传播信息和组织活动的主要途径。

　　西亚北非地区动荡发生后，西方的响应十分积极，他们盛赞社交网络的作用，称它们“助燃”了“互联网革命”。美国防部长盖茨甚至公开称推特是“美国的巨大战略资产”。今年2月26日，希拉里再次发表“互联网自由”的讲话，充分肯定“互联网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并威胁称那些“限制互联网的国家有被推翻的危险”。互联网俨然成为美国传播其价值观、干预他国内政的新工具。

　　英国《卫报》、美国《外交政策》等报道，“维基解密”2010年12月披露了大量美国有关突尼斯的外交电文，把突前总统本·阿里称为控制整个国家的“黑手党”，并描述了其家庭穷奢极欲的生活。几周内，这些电文内容被口口相传并散布到网站上，最终引发社会动荡。

　　回看突尼斯、埃及的骚乱，直接导火索都源于网上盛传的有关腐败的视频。如在埃及，2009年6月年轻商人哈立德·赛义德被害的视频播出后，人权活动者在“脸谱”上创立了“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优兔”和“推特”上的拥护者多达数十万，并最终成功号召埃及民众于今年1月25日在解放广场开展示威活动。埃及动荡的强大幕后推手“4·6青年运动”也是通过互联网成立的，现在“脸谱”的拥护者达80万人。在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一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赖以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他全身着火的照片很快传遍互联网，这起“暴力执法”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骚乱中，突尼斯、埃及等国采取封网断网后，美国务院即宣称对“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受政府指使攻击美国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深表关切，认为这是一种“干涉”，将“损害公民社会认识新技术价值的能力”。

伦敦骚乱：西方也不知所措

　　然而这次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意外地“反咬”了英国一口，这完全打碎了美欧很多人对互联网仅仅“是搞乱非西方国家利器”的幻觉。

　　就像伦敦警察局副局长史蒂夫·卡瓦纳说的，像“脸谱” 和“推特”这样的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已经被犯罪分子用来互相联络，“一群人利用现代技术制造了动乱”。

　　现在轮到西方惴惴不安了。第一个不安是，类似伦敦的“有害信息串联”方式会不会像癌症一样，在西方的城市里不断扩散。第二个不安及困惑是，该不该针对这种危险做点什么。

　　显然，习惯于玩“双重标准”的西方政府这一次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以至于卡梅伦开始公开与“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唱反调”。

　　事实上，西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网络的监管，只不过是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采取“只做不说”的态度。一面对外推销“网络自由”，一面在国内开始尝试监管。美国《旧金山纪事报》近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多个部门一直在积极通过社交网络搜集各种有用信息。例如，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前后，国土安全部专门设立“社交网络监控中心”，负责在“脸谱”、“推特”等多个社交网站、一些政治博客以及其他网站中搜寻“感兴趣的内容”，以保护新总统安全。

　　不仅是安全部门，美国联邦政府移民事务等部门也将社交网站上的信息作为批准移民和入籍申请的参考。美国一些地区近年来爆发多起聚众打砸抢活动，参与闹事的年轻人也都通过“脸谱”、“推特”和手机等进行串联，这促使地方当局尝试推出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今年夏季，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出现“快闪族”通过社交网络聚众斗殴等事件，该市议会为此于7月专门通过法案，将借助社交网络集会从事暴力活动列为非法。这一法案虽然被市长否决，但它代表了美国地方政府尝试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交网络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一种探索。

网络监管：普世价值不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骚乱出现后，过度地抨击并管制社交网络的做法是愚蠢的，并不可取。政府和民众更应重视和总结骚乱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社交网络顶多是骚乱“推手”，不应成为“替罪羊”。

　　但不少人开始反思网络监管的必要性。“审查网络就像审查电影一样正常。”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谈到整治通信技术中的“阴暗角落”时说，“既然儿童色情内容不允许出现在电影中，为什么能允许人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内容？”

　　“快闪”族通常通过社交网络、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短信组织动员，在约定时间地点作特定行动后迅速各自散去，起初主要是用以娱乐搞笑，但近期美国各地却有“快闪”族发展成犯罪行为，克利夫兰、芝加哥、华盛顿等地多次遭“快闪”族侵袭。当地时间8月13日凌晨，美国一群青年被怀疑通过网上串联，“快闪”行劫了马里兰州一家便利店。

　　另据报道，美国旧金山铁路管理部门一名警察7月3日开枪打死平民查尔斯·布莱尔·希尔。不少民众当月11日在一家火车站抗议这起枪击。铁路管理部门得知后，为阻止这些人用手机互通消息，在当天16时至19时切断了4家火车站的手机信号塔供电，使得这一范围内手机通信中断。

　　铁路管理部门发言人说，这些人最终没能组织起抗议活动，11日铁路通勤“安全、未受干扰”。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表示，今天网络已成了很多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网民也作为一种特殊且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存在于社会生态之中。因此，网络监管必须提上日程，即网络不能成为“超越法律与道德的纯自由世界”，这越来越成为共识。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时，就必须加以限制，以保证良性秩序的实现。以图书等出版物为例，当它最早只在少数人之间流行时，是没有对其内容、版权的任何约束的，但当出版物流行于整个社会时，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便应运而生。同时，出版物的监管并非“普世性”的，即各国都有不同的出版物监管规则，例如美国不允许有关宣扬“基地”组织思想的出版物发行，没有一个国家对分离主义思想的传播会坐视不理。鲍威尔说，网络也会走向一条“非普世性监管”道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对网络进行监管，即一些国家口头上宣称的所谓“绝对自由”的、“普世性”的网络世界并不存在。

　　（据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