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黑瓦沦陷于铁蹄之下，飞檐斗拱飘扬起倭寇之旗。

　　1937年的夏夜，北京卢沟桥边，日本侵略者终于再也忍不住自己的贪婪，用刺刀挑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帷幕。

　　好战的日本以为只要拔出武士刀威胁一下，便可以使近邻臣服，但侵略者失算了。

　　中国自此忍无可忍，中国自这一天起无需再忍。

　　这个以前几乎是在海岸上架起几门炮就可以占其土地、逼迫其赔款的国家，开始拼死抵抗，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然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卢沟桥事件爆发的1937年，中日实力相差巨大。当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中国为零。

　　如果不知当年中国之衰弱，也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政治之腐朽，就无从感受抗日战争之艰苦卓绝。

　　在衰微的国力和腐败的政府统领下，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作战武器的步兵部队，面对着已经磨刀霍霍多年的战争机器，纵使将士用命作战，开始的失利也是可以想象的。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因其惨烈，被称为“最长的一日”。在这次战斗中，盟军伤亡一万人。

　　但在中国战场，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的战斗处处皆是。淞沪会战最激烈阶段，中国军队每天要消耗一个师。

　　在抗战进行到10个月时，1938年5月，不仅东三省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北部、东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沦入敌囊，上海、南京、太原、武汉相继失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

　　此时，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 “亡国论”的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种是“速胜论”，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3个月内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声音，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这一切，都被站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洞察到了。在延安的窑洞中，苦思良久的毛泽东，提笔写下了指导抗日战争战略的雄文《论持久战》，推开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困惑之窗。

　　信念的灯塔点亮，在延安引起轰动，甚至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捧读不已。

　　雄文甫出，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过人思想，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念之火。因此，市面上流行着手抄本、油印本和印刷本多种版本，洛阳纸贵，一册难求。

　　这部后来成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的著作，也引起了对手的关注。在这部著作刚刚杀青还没有公开发表时，仅仅在一个多月后，日本人已经获取到了。

　　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上面有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于1944年9月16日亲笔写给日本裕仁天皇的信。

　　这一年的8月，爱泼斯坦等三名外国记者从延安赴前线，他们对八路军战士、支援抗战的群众、日军俘虏进行了广泛采访。

　　在山西乾县，爱泼斯坦来到八路军刚刚攻克的一个日军指挥所，发现了一张日军留下来的空白明信片。

　　回想起这些天的所见所闻，爱泼斯坦立即提笔在这张明信片上给日本裕仁天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与很多日本人谈过。这些日本兵原是被八路军俘虏过来的，他们现在了解到你们所发动的战争是罪恶的，必然是要失败的。”

　　由于邮寄条件有限，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出去。但作为对自己在延安5个月工作生活的纪念，爱泼斯坦先生一直珍藏着它。

　　另一位美国记者则在他的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令人最难忘的，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受尽凌辱，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为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这位美国记者描写的就是那些被中国共产党发动起来并最终汇成了抗日洪流的普通百姓。他们在走上前线时，三分之二的人手中握的还是大刀长矛。枪支弹药，要靠自己从侵略者手中夺取。

　　直到抗战胜利，总数超过90万人的八路军也只有37万支枪，平均3个人一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足20发子弹。

　　宝塔山，延安的标志。在塔旁边，有明代铸造的铁钟，党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在抗战时期，很多人奔着这座宝塔而来。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前后，是投奔延安人数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人来到延安。

　　一份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

　　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沿着这样的泥泞小路，一路上背诵着自己写的诗歌，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