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乡间四十年
记者 于洪海 实习生 唐邢
在安吉采访乡村医生,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天荒坪镇井村服务站的乡村医生吴苗松。“无论是医术还是人品,吴老先生都是安吉乡村医生的楷模。”天荒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友南说。8月4日下午,在王友南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井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记者赶到的时候,恰巧下起瓢泼大雨。走进有点冷清的服务站,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正在翻看井村村民的健康档案资料。“幸亏你们来得及时,马上快下班了,我准备去几户人家访视。我儿子刚走。”老先生笑着招呼我们。王友南介绍,吴老先生已在乡村行医42年,他最小的儿子、今年43岁的吴文成,也已从事这个工作将近20年,是天荒坪乃至整个安吉基层卫生系统独一无二的“父子兵”。
历史的见证者
吴苗松今年77岁,1969年经过嘉兴卫校的培训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从此开始了乡村医生的生涯。
“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卫生室一直是集体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和公社不复存在,农村合作医疗一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开始逐步解体。各服务站大多选择脱离村集体管理单干,事实证明最后单干的人很多赚了钱。但我坚决要求挂靠在村集体名下,我觉得不能拿这个去赚钱。”吴苗松介绍,他的村卫生室一直坚持到1987年,后来村集体实在无力兼顾,吴苗松才开始自己经营。经营18年,期间本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他一直是以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收费给乡亲们看病。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他还自学中医,自己去山上挖草药。在吴医生独立行医的十多年里,他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千元左右。
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试点推广。2005年,安吉县政府推动建立社区服务站,吴苗松带头将村卫生室纳入统一管理,他所在的井村建起安吉县第一批社区服务站。翻修卫生站的时候,村集体经济拮据,吴医生主动要求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补贴服务站修建。这一补,花掉了近万元,这可是吴医生半年的工资。
“还是现在这样好。”谈起现在的新农合,吴苗松说,现在医生没有经营的压力,而且实行了基本药物零差价,乡村医生可以把精力都投入到医护工作中,村民也能得到更多实惠。
父子行医,仁心接力
“我刚访视完一户人家,给他们测量了一下血压。”记者拨通了儿子吴文成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刚刚冒雨访视完一户人家,因为这户人家都在工厂里打工,对他们的访视只能在五点下班以后进行。
“农村人早上来得早,即使六点过来,服务站门口也会有许多人,尽量早过来一点,别让乡亲们等着。”现在,井村服务站服务人口将近3000人,每个月门诊量约为500人次。吴文成说,每天早上要早来,加上晚上下班后的访视,父子俩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0个小时以上,感觉蛮辛苦的。
吴苗松有四个儿子,吴文成是最小的,今年43岁,也在井村服务站当社区医生。父子俩加上一个去年刚来的大学生女村医,这就是井村服务站的所有医护人员,目前这名大学生已经回县城进修,服务站只剩下这对“父子兵”。“很多人都劝我父亲放手让我多干活,但他就是不放心。”两人在一起合作了将近20年,吴文成很心疼自己的父亲。
这份心疼,也源自于一份崇拜。吴文成回忆,当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经常看见父亲背着一个药箱在乡间山路上穿梭,半夜里还常常接到村民要求出诊的电话。
因为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很高,村干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常来家里找父亲商量。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总会收到数不清的鸡蛋、蔬菜,这都是父亲救治过的乡亲们送来的。
早在2004年,父子俩就已经开始留心为本村的农民建立医疗健康档案,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而这些年下来,父子俩也已经成了远近村民最信任的人。
今年75岁的陈鸿英,如今她正躺在安吉中医院的住院部里,度过阑尾炎手术后的恢复期。
这场急病一个星期前发作,把她和家人吓得不轻,“当时全靠两位吴医生,不然我早就痛死过去了。” 陈鸿英说,8月7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她被突如其来的腹痛折磨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儿子连忙拨通村卫生所的电话,5分钟后,吴苗松父子背着急救箱赶到她家。简单地进行止痛处理后,判断她患上急性阑尾炎的吴苗松,马上作出送县中医院做手术的决定,并帮助联系医生。
对陈鸿英来说,这是一场一辈子都少遇的大病,但对吴家父子来讲,这样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当一个村医,就是保一方人的健康,这是我们的责任。” 吴文成说。
服务站后继有人
采访中,吴苗松还向记者吐露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真希望建个地理位置更好的服务站。”
现在的服务站是井村和邻近的马吉村共同修建,井村地形较为狭长,从村头到村尾有3公里长,这个服务站实际处在村子边缘,最远的村民步行过来看病要将近半个小时。现在马吉村有了自己的服务站,吴医生就想在井村中心地带重新修建一个更好的服务站,“建好以后,村民看病可以更方便。”
王友南还给我们算了另外一笔账,现在安吉县下属的各村级卫生服务站的兴建、改造,都有县、镇各级财政的补助,但日常运营的水电开支等要各服务站自负盈亏。“井村站7月、8月两个月光电费就要300多块”。王友南说,“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之后,服务站的药品零利润,服务站的收入很大部分要依靠挂号、输液、检查等服务性收费。看病的人少,服务站的日常运作开支就紧张,因为位置的关系,井村是目前天荒坪四个服务站中处境较为艰难的一个。因此,如果能搬个位置的话,估计能有改观。”
而吴苗松对记者坦言自己希望服务站能搬家,还有更深的考虑。“希望服务站这份工作让年轻人能看到希望。”他说,如今儿子当乡村医生,一年的收入只有两三万。与他在递铺镇上当老师的妻子相比,这收入也挺有差距。“这20年,儿子也好几次想改行,但都被我劝住了,我告诉他,乡村医生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儿子吴文成也向记者坦承,现在孩子上了中学,感觉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但是现在要想转行必须迈过父亲这道坎。“父亲告诉我,今生最令他宽慰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卫生室后继有人。”这话让吴文成坚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