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的骚乱在短短几天内蔓延开来，不仅波及伦敦其他地区，还扩散到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布里斯托等英国城市。英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将这次骚乱判定为“彻头彻尾的犯罪”，但范围如此广泛的暴力冲突其原因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事实上，西方国家当前普遍的经济困局、政策进退失据，催生了社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幻灭”和“反社会”心理，以极端心态制造麻烦。一如英国《卫报》所言：骚乱是“愤恨的爆发和多重失败的标志”。

托特纳姆之怒

缘何而来

　　伦敦上一次发生大规模骚乱是在1985年。无巧不成书，那场暴动也是发生在托特纳姆区，一名黑人妇女在警方突击她的住家时，受到惊吓，心脏病爆发身亡，结果引起当地黑人居民的不满，最终酿成大约500名黑人攻击警察、抢劫和纵火，导致一名警察殉职的大规模暴动事件。

　　尽管从托特纳姆区乘坐地铁到伦敦市中心只要20分钟，但这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以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闻名的托特纳姆区是伦敦境内失业率最高，也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犯罪率高于伦敦平均值，居民平均寿命比伦敦平均值约低5年。

　　这是一个多族裔混居区，聚集了大量的非洲－加勒比、西非、库尔德、塞浦路斯、土耳其、爱尔兰和葡萄牙后裔。年轻居民的种族关系紧张，而非洲－加勒比裔同当地警察之间更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托特纳姆地区的民众主要是非洲移民，其中以索马里移民居多。他们通常会生很多孩子，政府会给他们比较好的福利，比如租房子一段时间后，政府就会买下这户房子的使用权给他们。金融危机后，这项福利几乎没有了，这在移民中间曾引发不满。

　　英国经济在金融风暴后，始终表现欠佳，为了应付经济低迷，卡梅伦政府上台后采取了紧缩措施，在社会福利方面削减了相当的幅度。可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加上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远超预期目标，人们尤其是置身社会底层的下层民众生活压力极大。

　　随着预算削减、失业率上升和许多要求无法获得满足，托特纳姆年轻人的反社会行为越来越多。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年轻人无疑扮演了主要角色，事件发生时，数百名青年在夜色中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店铺。托特纳姆最近刚刚失业的清洁工韦格说的好：“托特纳姆是个失落地区，那里的失业率非常高，人们有强烈的失败感。我们知道自己正成为这届政府的受害者，我们知道正被政府忽略，在100万年轻人失业的形势下，你怎么能期望我们坐下来冷静？”

　　而长期警民矛盾的不可调和，或是这次骚乱的直接原因。一名托特纳姆市民这样对记者说：“那些‘条子’肯定欺负他（马克-达根）了，他们跟着他不放。”而推特网友的留言更加印证了警民矛盾的不可调和：“所有人都到托特纳姆区来！干死那些‘条子’，我敢打赌今晚非死人不可。”

　　达根8月4日遭警察枪击身亡后，其家人和亲友不接受警方指控他是毒贩或帮派分子，于6日在托特纳姆区警局前举行和平集会，要求警方给个说法。倘若当地警察愿意与民众沟通，问题可能不会演变成今天的局面，可惜警方选择动用骑警和镇暴警察驱散示威者，结果引发了这一系列的暴乱。由此可见，英国警察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连托特纳姆区议员大卫·拉米都认为，导致暴力升级的警务工作存有诸多问题。

年轻人的迷茫 无分阶层

　　此前曾有多家英媒表态，称造成此次骚乱的元凶是“贫困、受到社会排挤、未受过教育的青年”。然而英国《每日邮报》12日爆料称，有大量中产甚至是富裕阶级的英国人“趁火打劫”，与所谓的“暴徒”一起乱中作恶。《每日邮报》指出，根据伦敦警方透露的受控者资料，在这些打砸抢烧的劫掠者中，有着百万富豪的女儿、正在舞蹈学院学习芭蕾的高材生、受人尊敬的音乐家和歌剧演员。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富裕阶级，这让此前多家媒体认可的“骚乱源于穷人”的说法站不住脚。

　　英国暴乱在近年来的欧洲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从法国巴黎大骚乱、西班牙马德里青年抗议到挪威枪击惨案等一系列事件。

　　有关专家说，无论是出身贫穷还是家境殷实，欧洲愤怒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现有社会结构和对其负责的领导人无法让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对于许多年轻的欧洲人来说，通过遵守这种体系的各项规则往前走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结果，存在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风险：上周英国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的情景将在欧洲不断重演，而且程度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一些专家认为，暴乱显示出来的是所有欧洲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紧张情绪。欧洲的年轻人谴责一个他们无法找到立足之地的社会，极度蔑视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度。他们只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即他们国家的制度已经使他们变成牺牲品。由于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年轻的欧洲人认为，现在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即使欧洲经济开始好转，年轻人有关社会组织体系的激进思想也不可能烟消云散，因为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已经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其父辈们曾经获得过的那种繁荣机会了。对职业生涯——甚至对常人眼中的独立生活——表现出来的这种失望情绪正在欧洲的年轻人当中不断加深和扩散，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甚至是参加各种极右组织，要求改变二战结束以来的社会秩序，因为这种秩序已经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当下，从骚乱的英国，到陷入债务沼泽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很多西方政府寻求削减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开支，既为“还债”，也为维系脆弱复苏。而它的直接效果，就是长期“慷慨”的社会福利出现很大断裂，冲击着社会众多阶层。正因如此，参与英国骚乱的并不仅是“贫民窟里身无分文者”，也有不少经济状况不错的年轻人。

　　英国这种的社会生态，导致一些年轻人的暴力集中爆发。据统计，英国16至24岁年龄层中，约百万人处于“正式失业”，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严重衰退以来之最。他们对当下困顿的焦虑，对经济前景的迷茫，极易被冲突的枪弹所点燃。加上微博、手机等现代交流手段，它们共同将一些年轻人推到了非理性、无政府的“险境”。

　　从金融危机到目前的债务危机、增长乏力，西方经济和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并以极端的方式反映在英国骚乱中。这既是对其政策“不可持续”风险的警示，也凸显了政策调整中，权衡经济、社会的两难困境。

　　英国这场骚乱肇始于少数族裔聚居区。从法国格勒诺布尔、圣艾尼昂两次骚乱，到欧洲多国驱赶罗姆人，移民、“旅居者”常常成为其中因素。人们看到，在经济困难时期，排外情绪往往有更多借口和更大市场，移民阶层容易成为引爆社会矛盾的热点。

　　如果身处社会边缘的人连“边缘”都站不稳，就容易反过来冲击整体社会。骚乱告诉人们，多元文化不是口号，而应成为对少数族裔的权利关照和社会自我修复的理性自觉。

妇孺皆成暴徒 西方失语

　　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眼里，国内年轻人的骚乱是“绝对的犯罪行为”，两千余人被捕，约一千人被起诉。但是，英国媒体却在不断播放一位骚乱参与者的呼声，“我们不要暴力，我们要社会公正，我们要工作”。

　　据了解，伦敦此次骚乱的发起者主要是青少年，最小的可能只有7岁！46岁的目击者戴维·艾金桑亚说：“我看到一名戴着面具，大约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在路上到处走。”而一名年仅18岁，即将担当伦敦奥运会形象大使的女孩也因为参与骚乱被捕。

　　就连妇女和儿童都成了“暴民”，西方文明社会及其主流媒体，难道不觉得有些荒谬吗？

　　类似英国伦敦大骚乱这样的事件，如果是发生在中东北非或亚非拉其他国家，美国与英国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表达对“自由”、“人道”和“人权”的“严重关切”，并迅速联络其他盟友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声，甚至会鼓动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谴责”或“制裁”。甚或，以世界主流媒体的强势话语权大合唱，将诸如“专制独裁”、“镇压民主”及“镇压异见人士”乃至“反人类罪”的大帽子，一个接一个地甩过去。而且，还不排除后续的跟进行动。

　　然而，对于此次英国发生的大骚乱，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要，似乎都集体失语了。而西方的主流媒体，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人道”与“正义”，且差不多是在一边倒地谴责“暴民”们的“暴行”了。

　　英骚乱示威者称：“这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我们要重新分配财富。”这句话，大概才是反映民生疾苦和大众心声的真正“民意”。

归咎社交网络 避重就轻

　　这次英国骚乱，青少年使用推特、黑莓手机等先进通信技术进行组织联络，致使警察疲于奔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11日说，英国政府正研究今后发生骚乱时关闭微博、社交网站和“黑莓信使”服务，以阻止骚乱者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工具串联。

　　卡梅伦否认骚乱与贫富差距或削减公共开支有关，认为骚乱是个人社会责任感崩溃的结果，称英国一些地区不但“支离破碎”，而且“病态”。他同时认为“也有一个人们运用社会网络谋划骚乱问题”。

　　而在10年前改邪归正的前街头帮派头目伊莱贾·克尔看来，伦敦等地骚乱并非首相卡梅伦所称帮派小混混串联，而是许多年轻人对生活失望、充满挫败感的结果。克尔亲身感受英国城市内部的绝望，认为卡梅伦“完全脱离实际”。

　　把一个国家出现骚乱的原因归咎于网络，这在西方领导人中还是首次见到。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此次英国骚乱虽然看似突发事件，闹事者缺乏明确目标与诉求，但症结还是在于英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通过此次骚乱，可以发现欧债危机正使欧洲政治生态与安全形势悄然发生变化。而卡梅伦将骚乱归咎于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网络技术，明显是舍本求末、推卸责任，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欧洲国家在面对危机造成的艰难时世之时的无能为力。

　　而在骚乱发生前，英国政府正是绝对网络自由的鼓吹者之一。

　　在今年年初的西亚北非社会动荡中，社交网站、手机等通信工具发挥了微妙的作用，相关国家因此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进行管理。当时，卡梅伦极力抨击这种做法，称“我们要保持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不论我们对（网贴）内容的态度是什么。”

　　造成卡梅伦态度180度大转弯的原因是，在此次英国骚乱中，“砸商店！抢东西！！”，“捣乱！抢劫！！”等煽动性信息不断在英国社交网络和伦敦人的手机上反复出现。

　　为什么有些西方政治人物一方面往往对其他国家的网络监管不加分析横加指责，另一方面又常常认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对网络“不管不行”？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不愿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不愿了解不同国家网络发展的不同现状，不愿了解不同国家网络监管中的不同内容。他们常戴着“有色眼镜”，把“非我族类”的国家不加区别统统放上被告席，片面强调网络自由，试图扩大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

　　（据新华社、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