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重要研究，却导致了这个词的“变异”与拓展，以致包括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内涵。

　　“基础设施”，提到这个词，相信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铁路、公路等交通系统，电话、电视与光缆等通信设施，城市给排水等公用设施，等等。不错，这个词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时候，原本就是指这类设施。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重要研究，却导致了这个词的“变异”与拓展，以致包括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内涵。

　　1981年，两位美国学者出了一本书《废墟中的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那本书列举了大量实例，认为美国多半的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老化，难以支撑美国经济与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后有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源自制度退化，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去激励基础设施方面的有效投资与维护，并将这些制度与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与物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多半受到此类研究与论争的启发，经济学家们给这个词加上了另外一层重要内涵，这便是制度内涵。这个内涵的“基础设施”，被称作“制度基础设施”，而与其相对应的原有涵义，则被称作“物质基础设施”。到了近期，更有人将物质基础设施归入社会经济系统之“硬基础设施”的范畴，而将“制度基础设施”归入“软基础设施”范畴，并认为后者内涵更广。 

　　沿着这个论题的经济学研究，近年有两个重要发展：一个是由制度经济学家们做出的，这便是对于衡量制度基础设施优劣指标的简化。认为判断一个经济体“制度基础设施”优劣的最简单指标，便是合约履行的好坏，或曰合约的强制性。

　　另一个是由国际贸易学家们提出的，这便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拓展，认为当代国际分工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而且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质量。按照这种理论，有些产业有些产品，对制度的依赖比之别的产业来要高些。其中就产业而论，金融业对于制度的依赖程度比制造业要高，现代服务业对于制度的依赖比之传统服务业要重。产品方面，从无公害农产品到关乎人的生命的各种高新医药产品，都有赖于制度的质量。由此提出一种“新南北分工模式”：以制度的质为转移的产业与产品分工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推断，制度环境差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与服务业较为困难。

　　写到这里，禁不住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多年前在瑞士访学，论及社会诚信，瑞士朋友每每不无自豪地甩出一句话：“瑞士人讲出的话就是合约！”这话连我的房东太太都挂在嘴上。后来仔细观察，瑞士社会的确是建立在健全的信用基础上的，没有好的信用体系，一个弹丸国家绝对成不了金融大国气候的，更成就不了医药与食品制造大国的。

　　或许有人要疑惑的，“这与中国发展何干？”我要说的是，这些与中国下一步发展太有关系了。下一步重中之重的议题不是产业转型升级吗？转型升级的一大空间不是现代服务业与无公害农业吗？客观地来看，这些产业无疑都属于强制度依赖型产业，没有好的制度基础设施，仅靠规划与物质资本的大投入，显然是行不通的。